【欧洲时报记者陈斯睿、田皓雪子，实习记者陆萌综合报道】三次获普利策奖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日发文表示，新冠病毒成为历史分割点，世界将分为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和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病毒不仅侵袭人类健康，也对经济、政治秩序和国际规范产生了影响和冲击。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教授、英国皇家史学会院士邓钢。（图片来源：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自欧洲时报英国版）
就此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教授、英国皇家史学会院士邓钢，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和哲学系教授曾敬涵，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Tom Long和讲师Fumihito Gotoh，就疫情对时下世界局势的影响作出分析。
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讲师Fumihito Gotoh。
世界格局影响不应过分解读 多边仍是主流
“不要过度解读疫情对世界格局造成的影响”，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和哲学系教授曾敬涵说，从长远来看，世界格局还是由整个国际发展局势所决定，而非疫情。
从1990年代起，美国不再拥有单极主导力量，即便遭受疫情影响，单极格局也不复存在。曾敬涵表示，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不容忽视，但是否能发展成为以中美为主导的双极格局还需观望，他个人看好发展成为多极格局的趋势，中国是其中一极。
整体而言，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Long表示，世界已持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多年，经济也将会持续多边发展，但政治层面，则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集中于区域化，并更强调区域间的联络或发展。此时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转折点，但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有限。
不仅经济受难，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减弱，金砖各国实力的不断上升，全球治理也遭遇难题。曾敬涵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教授、英国皇家史学会院士邓钢均认为，联合国在拯救全球经济中的意义不大，无法做决策并执行，仅能为多边机制提供讨论平台。
“在世界经济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或可以考虑豁免国际债务等举措”，邓钢说。但现在还处于治理疫情阶段，短期内各国注重抗疫政策，多边组织暂时无法发挥作用，曾敬涵表示。
反观英国，曾敬涵表示，大危机面前，对比欧盟，英国作为单一国家做出举措的成效较慢，能力降低，体现出脱欧弊大于利。另一方面，“船小好调头”，疫情过后，英国或能够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应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英国和欧盟未来还会越走越远。
在此情况下，英国接下来的选择至关重要，选择美国还是新兴国家，也是英国内部讨论不断的话题。邓钢认为，英国未来应慎重考虑如何发展旅游、餐饮和服务等行业，如何靠自己的力量来生存，而不是依靠美国或欧盟。
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Tom Long。
地区合作或加深 与中国“脱钩”不合理
作为疫情最先登陆并较快取得控制的国家，中国在疫情面前的表现和国际担当也投射到现实中的国际秩序。Long表示，在区域化的形势下，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深。中国在信息分享和提供医疗资源等方面均做出许多贡献，体现出中国在区域的领导力和国际担当，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讲师Gotoh补充道。
许多拉美和南美国家在本次疫情中受到沉重打击。Long指出，在本就经济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拉美和南美多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脆弱，公民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同时，南美国家也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降缓而失去大量农产品、能源和商品出口市场，来自中国的投资也将大幅减少。
疫情期间与中国“脱钩”论调时有出现，曾敬涵表示，全球化讲究国际分工，使效率最大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本是不可逆转的。但由于第一世界国家的中下阶层失去过多利益，抱怨不断产生，导致很多类似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英国脱欧等与市场经济相悖、逆全球化现象的产生，究竟以市场效益还是国家战略安全优先，是决定全球化趋势走向的重要因素。
从学术角度来看，曾敬涵和Gotoh认为“脱钩”存在不合理性。现今，国际社会经济合作根基深且不可避免，国家之间无法做到完全脱钩。随着疫情的蔓延，大部分企业面临削减开支的必要，由于产业链转移成本高，因此大面积移出中国的可能性低，很难做到脱钩。Long提出，长远来看，许多国家可能会因疫情催生平行结构，即保持公司或制造产业链在中国的基础上也在其他区域进行同类布局。
因掠夺资源宣战不可期 部分国家或倒退到计划经济
牛津大学法律与金融学教授Alan Morrison在4月14日举行的“新冠肺炎危机将如何重塑全球经济”主题论坛中表示，本次危机从本质上讲属于系统性危机，给公共卫生、经济等方面都带来挑战，有别于单纯的金融危机。联合国调查机构声明，新冠肺炎将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造成更大冲击，使其经济或倒退30年。
全球范围来看，牛津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Dimitrios Tsomocos，在主题论坛中分析，该疫情可能对地区经济造成深远影响，包括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股市动荡、国债危机等方面。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货币政策改革、资金引导的财政刺激、对常规金融政策的放宽、国债停售、经济区的国债共融等。
Long和邓钢均指出，此次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化的脆弱性，即当全球生产链条受疫情阻隔无法顺畅联通时，许多商品制造都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这对各国应对能力进行了一场大检验，而疫情过后的世界很可能呈现更明显的南北分歧——发达国家有能力应对危机的同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受疫情影响更严重。
这次战疫中，部分国家实行了封城、封国、封锁边境等措施，曾敬涵坦言，这类措施对国家以及世界格局造成的短期影响极大，国际外交活动，经济、政治依赖以及文化交流受到大规模的削减，甚至国家内地区的人员流动也遭受影响。
此外，邓钢分析指出，封城等举措造成石油销量急速下滑，同时石油供过于求导致油价暴跌，石油输出国组织、俄罗斯和美国已开始为争夺石油市场外交角力，价格战等做法也屡见不鲜。
但Long对是否会因资源抢夺而造成区域冲突保持乐观，他表示，经济下行实则会造成需求减弱，同时战争和区域冲突的代价过于高昂，远高于维持商品市场正常供给的成本，因此未来世界和区域秩序仍将保持稳定。Gotoh认为，当下的恶劣环境可能会促使各国思考国家安全的更广泛内涵，诸如社会稳定、环境安全以及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等命题。
邓钢分析，此次疫情对第一产业农业的影响较小，对二三产业的冲击较大。由于农业生产活动周期较长，并不需要大量且密集的人力投入，因此在疫情中仍能缓步运行。旅游业、餐饮业和制造业等产业往往受到打击最深。他提醒，有些国家甚至面临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况，以票证制度保证短期内人民的基本需求。伦敦、东京、北京等一线或超一线城市失业潮最甚，许多当地流动人口面临回溯二三线城市及城镇的趋势或将上升。
邓钢和曾敬涵均表示，产业调整，工业转移和工种改革可期改变。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外需削减严重，国际交流骤减，从绝对值看，经济形势受到很大打击。反观相对值，纵观全球，中国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国际地位将更加稳固。邓钢提到，由于实体经济支撑不足，近年来火爆的互联网行业也将面临变局，大家习以为常的低成本上网费用可能会水涨船高。
移民在疫情发展的背景下也成为众矢之的。 Long分析，未来移民可能不仅考虑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前景，更会关注能否在移民目的国得到妥善的医疗救治等条件，但“热门”移民目的国也可能会因资源的稀缺性而对移民进行更严格的管控，各国应警惕由此可能引发的冲突。
疫情下的巴黎CBD——拉德芳斯商务区。（图片来源：新华社）
疫情下中国受夹击 中英关系趋势成迷
此次疫情过后，非洲和欧美等国均可能在外交政治方面对中国进行不利夹击，曾敬涵坦言，此问题其实已经出现——因疫起武汉，美国在内的部分西方世界已对中国进行责备。疫情过后，中国新基建类技术实力表现相对缩小。美国会因此做文章炒作，向西方盟友兜售。其中英国将如何站位，变数颇多，现在很难下定论。此外，参与“一带一路”的多国甚至可能向中国提出免除债务等要求，邓钢指出，日、韩、美、德等国际贸易大国也正在或将要把本国企业撤出中国，这暗示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信用降低。同时，东盟十国GDP总量占亚洲第三，劳动力和制造动力充足，很有可能削减中国在制造业领先多年的优势，邓钢补充。
就国际政治格局而言，邓钢分析，尽管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内，与其他国家曾进行过诸多有利于全人类的合作，但疫情造成损伤较大，中国若不作出赔偿可能被国际社会孤立。他提到，中国国际话语权可能被进一步压缩。
谈到疫情后的中英关系，邓钢认为双方在经贸、教育和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都会受到冲击。他谈到，以华为在英国的布局为例，很可能全线叫停；孔子学院等也将面临英国学校停止续约的情况；友好城市等也会重新洗牌；技术合作也面临阻碍。
然而，曾敬涵分析，中英关系现在变数太多，很难看出长期趋势。他说，华为5G是一个测试的重要节点，若重新被考量且改变现有局势，或能看出中英发展趋势所在。若此事件无任何波动，便只是多方通过媒体造势对中国进行施压。“在具体议题上，英国或受美国影响，对华稍加强硬，但是中英关系全新定位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发生的。”与中美“又斗又和”的长期关系不同，中英之间没有相互争斗的必要，同时，也没有像中美之间深厚的经济合作基础。因此，中英关系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差，无法看出结构性的决定因素。
但疫情会在短期内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英国未来的整个领导格局布局如何？鲍里斯何时复工？新上台的工党的领导人对诸多问题的看法又如何？疫情过后，英国外交大臣是否会调整？曾敬涵表示，领导层的变更会对中英关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然而，这之中包含太多不确定性，需根据英国应对疫情情况、脱欧情况以及与反对党互动情况而决定。目前无法预测长远趋势，短期变化或会影响中英关系。
（编辑：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