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外资企业工作三十多年,担任多年高管的孟先生自女儿生病之后,就陷入自责。他总觉得是自己多年来工作繁忙,对女儿生活作息和性格成长关心不够,导致女儿在读书、工作压力大时,未能获得及时疏导排解,种下患癌的种子。自称是小康之家而非富裕群体的孟先生卖了一线城市的一套房,才具备送女儿出国治癌的底气。除了金钱,他还要付出时间。他已经放弃了海外工作的机会,决定守在女儿身边:2016年8月女儿在体检时发现卵巢上有肿块。经一家国内排名靠前的妇科医院诊断后,当年11月女儿接受了单侧卵巢切除。等到2017年3月,整个化疗期结束后,检查结果显示,化疗效果基本达到,肿瘤缩小,病情得到控制。但三个月后复查时,发现癌细胞转移到肝、脾脏等地方。我们就对之前那个医院产生了怀疑,转而去国内肿瘤治疗方面更有经验的另一家医院求诊。因为不认识人,只能求助门口的黄牛,花了3000元人民币挂上了专家号。黄牛就在医院的角落里,电话一拿,就可以找到医院内部的人,这个人就可以找到医生。通过这种办法进入医院并获得床位后,我们第一时间换掉了之前我女儿想要求诊的那位医生。因为黄牛的事情,让我们对那位医生也不再信任。再后来,我们陆续接触到出国就医的信息。做完第二个化疗的第五天,我们来到美国。按照卵巢癌的治疗方向,我们挑选了美国休斯敦安德森癌症医院的一位妇科医生并支付了预付款。初诊当天上午9点,医生当场宣布,基于对切片的病理分析,认定,女儿的病属于肉瘤,一种很罕见的癌症。它会在身体里游走,恰好那段期间在卵巢上。这是我们之前从未听过,更不可能想到的。当着医生的面,我们一家大哭一场。我们算是小康之家,自赴美治疗后,加生活费现在大约的花费是4万美元一个月,我们来了5个多月,已经花了20-30万美元,几乎把之前一套投资房卖掉的多半收益都放进去了。但我也很坚定,如果哪天我需要去讨饭的话,我也肯定去。
做外贸生意的艾女士已经抗癌近四年,来美国治病前最大的担心是吃不上中国菜:2014年7月18日我生完孩子后,发现乳腺发炎,以为是喂奶发炎,也没看医生。2015年12月发现一个小硬块,但当时也不痛,等了几个月后才去医院检查。当时,主任医生看了报告说,要住院。住院后,做了靶向,确认是乳腺肿瘤。第二天一大早,我姐帮着把我推进手术室,结果很快就出来,确认恶性。在等待第二台手术的漫长过程中,我被一个人扔在医院手术室前的通道里,周围的人都在穿梭,也没有医生护士问候你。这种等待非常痛苦。那里的风冷冷的,像等待判刑一样。我记得第一台手术上午9点就出来了,但是我的第二台手术直到晚上12点才排上,是当天同一个医生的倒数第二台手术。我也很担心手术的质量,但真的没办法,病人太多了。术后住院的过程中,我的主治医生没有给我换过一次药,都是学生换的。现在想起来最痛苦的经历,就是住在医院里,没人搭理。我多渴望跟医生交流,了解病情,可他总是来去匆匆。后来,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少给了红包。再后来,我看到美国丹娜法伯医院有关于三阴性乳腺癌的临床试验,我想,要不我去做小白鼠吧。就这样,在一个漫天大雪的冬天,我来到美国波士顿,一个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波士顿的第三天,我见到了美国主治医生,一位40多岁的白人女医生。我很急躁,想着是不是可以立刻治疗。但医生说,找到病根更重要,切片要重新检验。而且医生告诉我,其实我的病情不需要全切,完全可以保乳。我很惊讶,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傻,不仅丧失了做完整女人的权利,而且因为伤口缝合不好,导致我后来右手活动也不方便。一年之后,左侧也出现异常细胞,医生通过病理检测发现周边出现很多灶点,建议全切。在美手术前,医生和护士会不断地询问,你怎么样,疼吗,冷不冷,如果冷,他会给你加一个毛毯,而且毛毯是从保温箱里刚拿出来的。如果你很紧张,护士会不断安慰你,甚至握住你的手。不管他是从职业出发,还是从内心出发,我作为患者,我就是要这个东西,我很安心。出院时,我坐轮椅去电梯口,一个护士抱着枕头追过来。她说,你坐车如果系安全带,会勒到伤口,用枕头垫一下。小细节会让你觉得,真的拿你的生命当回事。到目前为止,在美医疗费用大约花了100多万人民币。现在每半年要复查一次,折腾不起,就让孩子也搬过来陪我。我跟孩子说,万一我在这里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看不到你们,妈妈会很难过。虽然他们语言不通,但都过来了,正在慢慢适应异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