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靖树巴黎独家报道】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燃动了全世界的痛惜，更不用提各国政要积极表态、行业专家献计献策，围绕修复的讨论也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有意思的是，法国多地民众近日表示对之前的“冲动援助”感到后悔：因火灾万分揪心的人们发现，如今圣母院吸引了太多捐款（快速超过10亿欧元），他们想将钱转用于维护本地乏人问津的古建筑。这也侧面反映了身为“团宠”的巴黎圣母院始终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关爱，从不“缺爱”。这让人不禁又想起“巴黎中心的中心”说法：巴黎至所有法国城市的距离，都是从巴黎圣母院广场开始计算。
法国历史学家瓦海斯齐埃拉接受欧时专访。（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记者潘越平 摄）
欧时采访了法国历史学家、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教授、双偶文学奖获得者、《Historia》杂志专栏作者瓦海斯齐埃拉（Emmanuel de Waresquiel），听听这位多部畅销历史传记作者、法国大革命史专家讲述他眼中的巴黎圣母院。
将长达8个世纪历史串联起来
回溯历史，瓦海斯齐埃拉认为巴黎圣母院如同磁铁一般，将长达8世纪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吸引、串联起来。它也奇迹般地多次躲过了内外战的疯狂，却没能逃过一次寻常意外：“寻常生活中的愚蠢和漫不经心，比仇恨的伤害力更大。”
例如，圣母院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幸存：1422年法国惨败后，英方还在此举行了婴儿国王的加冕典礼；虽然有所损伤，但它也逃过了惊心动魄的大革命之劫：在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1793年，教堂内历代犹太国王雕塑（圣母的祖先）被砍头、圣母院成了藏酒仓库；它还在被雨果启发了新哥特式幻想、负责修缮工程的建筑师维奥勒-勒-杜克（Viollet-le-Duc）手中留存（看来瓦海斯齐埃拉对这位持“风格派修复”理念的建筑师颇有微词）； 一战期间，德军动用“巴黎大炮”等远程火炮对巴黎等地进行炮击，与巴黎圣母院齐名的兰斯大教堂先后被300枚炮弹命中，到1918年只剩下断壁残垣； 二战期间，虽然希特勒发布“只能留下巴黎废墟”的命令，但德军驻军司令肖尔蒂茨百般拖延爆破计划，巴黎圣母院也因此再逃过一劫。
但如今，“我们并非身处战争之中，也无人轰炸我们，却不得不与市中心那个巨大的‘船只残骸’共存”。
瓦海斯齐埃拉感叹道，全法没有哪座“圣母院”的地位能与巴黎圣母院相媲美，这座神圣殿堂是法国多个重大政治事件上演的场所，与其相关联的政界名人、艺术家也数不胜数。但在他眼中，撇开“符号”、“身份”、“遗产”等字眼不谈，巴黎圣母院代表着人性中更明亮的那一面：它的真正魅力在于激发善意、将戾气和冲突转为和解。圣母院早已“共和国化”、“世俗化”，是普通市民参与公共事件的真切记忆。
将仇怨转变为“和解”
事实上，法国首都充满了战争与血腥的历史记忆：海军上将科利尼（ l'amiral de Coligny）纪念碑、公社墙（Mur des Fédérés）、曾用于关押13万犹太人的 “冬季单车场”（le Vél'd'Hiv）、纪念着数千名受难者的协和广场方尖碑。
图为火灾后的巴黎圣母院外景。（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记者黄冠杰 摄）
然而，圣母院与这一切相反，似乎人们都不自觉地想把一切仇怨都隔在它的门外。渐渐地，它逐渐转变为“和解”、“团结”的场所，并与尘世的欢乐、庆祝紧密相连：在1789年血腥攻占巴士底狱的第二天，巴黎人正是带着希望与热情来到圣母院庆祝自由的诞生；在1793年，民众不无幽默地将它转变为人满为患的公共场所——理性圣殿（Notre-Dame-de-la-Raison），在此欢庆理性节。
因此，当同样精美绝伦的兰斯大教堂、圣德尼修道院仍“站在国王那一边”、并逐渐隐入历史深处，巴黎圣母院却早已像圣吉纳维芙、圣女贞德那样沾上更多“烟火气”，成为举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早在1302年，意图对抗教皇的腓力四世就在此第一次召集市民参加“总议会”，这标志着市民首度参与政治生活；在描绘七月革命的世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中，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正是在画面远远的一角绘上了插着三色旗帜的圣母院；在二战胜利巴黎解放日，戴高乐正是在圣母院举行庆祝活动；多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密特朗）的追思弥撒也在此举行。
希望尖塔按原样重建
对于后续修缮工作，瓦海斯齐埃拉希望尖塔能按原样被快速重建：“重建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还需要制定一套规范，相伴而来的还有种种限制”，“为了主体架构能稳固，快速的修复工程是必要的”。
他还多次提及普鲁斯特在得知兰斯大教堂被毁后写下的“建筑的人性”（humanités de pierres）说法：构筑成教堂的冰冷石块中，蕴含着人性、灵魂和美。他认为这一表达对巴黎圣母院同样适用，因为“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事物”。
（编辑：秋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