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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解密温州“成长中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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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系列丛书 杨黎慧 摄

温州日报记者 金叶

最早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迅速、活力最充沛的城市之一。可近年来,温州经济也遭遇“低谷”,该如何突破重围,重新站上“引路者”的位置?

近日,由“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供稿、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开放40周年丛书”公开发行。全书一套四本,从法治、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让读者在感受温州时代变迁的同时也引发多方思考。也许关于温州的未来发展,读者能在这套书中寻思一二。

温州模式中的“法治基因”

《温州模式与温州区域法治文明研究》是改革开放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其作者之一、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方益权谈及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时说:“关于温州模式,社会各界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温州是靠着‘打法制擦边球’发家致富的。我就想从法治的角度,来为温州模式‘正名’。”

温州模式产生之初,就陷入了“守法”与“违法”“法制创新”与“打法制擦边球”之争。在方益权看来,尽管温州模式发轫之初的制度创新有一部分的确违背了当时的一些法律法规,但是它违背的是那些被历史发展证明为陈旧的、落后的、甚至是错误的法律规定。事实证明,温州的制度创新大多被现有法律所肯定。况且,法治文明的核心就是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基本权利,温州模式完全符合法治文明的基本精神和规则理念,符合法治文明的民本思想。

而反观当下,温州模式又处在了“已经过时”的风口浪尖上,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方益权认为,展望温州模式的未来发展,首先就要摆脱传统家族、熟人式的政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保障社会各项工作都能依法进行,才能逐步实现社会管理基于民主前提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他在书中提出,温州模式不能囿于自身,应从一个经济发展观念转变为一种区域法治文明的发展观念。这种法治文明下的温州模式是寻求法治和社会、经济全面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只有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温州模式才能摆脱如今的困境。

工业经济占据主导

同样看好温州模式与时俱进的发展本质的,还有温州大学新湖青年瓯江特聘教授张战仁,他认为,温州模式讲述了一个中国工业化先发地区的成功故事,而工业经济是温州区域经济“起飞”的主引擎。

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城市间竞争主导要素和格局的变迁,温州工业经济竞争力存在哪些不足,该如何做到补差创优,实现工业竞争力的再造?张战仁在改革开放系列丛书之《温州工业经济竞争力比较研究》中,将温州与宁波、绍兴、苏州、佛山等省内外城市作比较,结果显示,温州同国内标杆城市及省内先进城市的工业竞争力差距较明显,这种差距是综合性的。书中总结,温州工业竞争力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企业规模结构偏小、工业领域创新投入不足、土地缺乏等方面。

“多元化革新是不变的道理。”张战仁认为,温州当务之急就是认清不足,加快集聚适应产业人才、留住新型产业工人群体,以全面创新为工业经济构筑新引擎,加快构建高能级的产业战略平台,促进工业经济用地空间高效配置,优化企业规模结构,同时要加大政策力度,鼓励工业经济领域制度与模式的创新,招引带动性强的项目,从而增加工业有效投资以增强发展后劲,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改革开放系列丛书的另两本《中国语言文化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的传播研究》《政府治理现代化》则将焦点对准中国文化和政府治理革新上。其中温州大学副教授严晓鹏以意大利为例,通过多年对海外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和华文媒体的深入考察研究,为中国汉语言文学在海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书分为八章,以“5W”模式作为主要依据,用访谈、观察等方式,真实客观地记录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三大支柱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同时在传播学的理论指导下,寻找影响海外华侨华人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各种因素。

为了让严肃枯燥的理论研究被更多人所接受,整本书采用平铺直叙的朴实手法,如讲故事般串起一整套逻辑。在最后一章中,严晓鹏与读者探讨如何推动中华语言文化传播的相关政策,以及让中国文化传播效果增强的方法。

对于“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严晓鹏通过归纳、梳理中国语言文化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的传播类型提出,文化建设除了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外,也需要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参与,同时发挥海外载体的作用,才能扎实地打响我国文化品牌项目。

传播文化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倾力合作,在这一点上,政府治理方面也不例外。温州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王勇在《政府治理现代化》中提出,政府部门治理要想改革创新,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共同解决问题,实行“多元共治”。

他以温州五水共治为例,详细描述在治水过程中,除了政府部门的政策推动,还有群众的自发捐款捐物、组建巡逻队,这种“参与式环保”得以让我市治水成效格外显著,这些环境变化都是大家看在眼里的。王勇说,政府部门的决策关系着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不能只听一家之言,多俯下身走基层、听民意,才能使决策质量切实提升、政府公信力增强,从而加速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