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就是对人民的掠夺。”上世纪末，美国经济学理论家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曾提出这一激进观点，如今依然在全球拥有追随者。他们认为，对公民征税本质上是一种强制行为，在道德意义上与掠夺并无太大区别。面对如今不断膨胀的政府支出和债务，以及试图通过持续增加税收来填补财政缺口的政策，这种激进的批评似乎又重新获得了关注。
当然，德国不必走向如此激进的改革路线，但当前的税收困境至少暴露出一个严重的政府“思维问题”。现代国家当然不可能完全依靠没有税收的方式维持一个具有社会公平性的社会。安全、教育、医疗、养老、护理、基本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乃至人工智能，都属于现代国家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些服务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期待。
图源：Berliner Zeitung
问题在于，德国的税收体系如今已经膨胀到了一个新的程度，以至于从德国经济界的讨论来看，高税负正在严重威胁德国作为经济和投资地点的竞争力。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汉斯-维尔纳·辛恩（Hans-Werner Sinn）就认为，过度征税正在越来越明显地造成经济增长损失。德国自民党政治人物沃尔夫冈·库比茨基（Wolfgang Kubicki）则代表了不少人的观点，认为“国家从公民财产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了”。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马丁·贝茨诺斯卡（Martin Beznoska）也批评劳动者承受的税费负担。他预计，到了2026年，许多家庭承担的税收和社会缴费负担仍将继续上升，尤其是政府没有充分抵消所谓的“冷进步”效应。类似的批评还可以列出很多。
德国人习惯了“大政府”，政府也不愿主动收缩
令人不太舒服的事实是，德国民众已经习惯了政府提供的大量公共服务，而且越来越把这些服务视为理所当然。与此同时，政府也让民众在很大程度上相信：这一切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但现实并非如此。德国政府拥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公务员体系，却并没有真正下决心削减。政府还在移民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纳税人资金，而且这种支出仍在继续。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并非都到了非花不可的程度。
然而，这些现实同样很少有德国政治人物愿意主动告诉公众。德国历届政府一直在尝试通过减税来减轻民众负担，但几十年来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明显成效。如今，一项新的改革方案正在讨论中。德国联邦内阁日前通过了由联邦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提出的所得税改革法案草案。德国财政部称，这项改革计划减税约100亿欧元，主要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和家庭。但联盟党方面认为，100亿欧元的减税规模仍然太小；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反而可能面临更高的税负。
政府不先“瘦身”，却继续盯着高收入者
问题在于，这样的减税规模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已经疲软的消费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政府考虑的并不是首先限制自身支出，而是进一步提高对所谓“富人”的征税。但这种做法真的能够提高那些希望通过努力改善生活、实现阶层上升的人的工作积极性吗？德国政治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财政思维问题。一旦政府增加债务或者扩大支出，传统的政治逻辑似乎就是：最终必须通过更高的税收把这笔钱补回来。
但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政府先节省开支，少花一些钱？事实上，德国政府完全可以从一些具体领域开始削减支出：减少官僚主义、改善项目规划、取消低效补贴，以及推动行政体系现代化。几乎没有哪个德国高层政治人物不知道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尽管经济学家每天都在发出警告，德国政治精英却始终没有足够的力量约束自己。缺乏自我约束，已经成为德国政治精英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德国政府应该先从自己身上开始“省钱”，而不是一次又一次提高直接税和间接税。一个更合理的原则应该是：政府更精简，公民就能少受一些干预，也能获得更多信任。
德国每年数百亿欧元补贴，真的都该花吗？
例如，德国完全可以进一步削减那些并非必要的补贴。根据德国政府第30份《补贴报告》，联邦政府提供的财政援助和税收优惠规模将从2023年的450亿欧元增加到2026年的778亿欧元。即使统一削减10%，理论上每年也可以节省约70亿至80亿欧元。对于各种政府资助项目，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设置期限，只有在能够证明项目产生实际效果的情况下，才考虑继续延长。德国各级行政机构也应该全面推进数字化，同时取消重复的机构和职能。从长期来看，这可以节省数十亿欧元。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大幅减少纸质流程、降低各种证明和材料要求，尤其是减少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重复设置的职责。
在德国，劳动收入成了政府最容易下手的地方
然而，德国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殊的体系：劳动收入成了政府最方便征收的对象。工作容易被看到，也容易被衡量，更可以每个月直接计算收入。因此，劳动收入被不断征收各种税费——用于养老、医疗、护理、失业保障以及整个政府的财政支出。德国正在变成这样一个国家：政府过早、过重、也过于理所当然地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拿走一部分。对于政府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政府拿走一个劳动者大约一半的劳动收入，那么它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必须对得起这个税费水平。仅仅面对坑洼的道路、手机信号盲区、不堪重负的学校、大量纸质表格以及动辄数月的行政审批流程，显然远远不够。
政府先拿钱，再告诉你为什么
德国政府往往是先把钱拿走，然后再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些钱。劳动者被要求理解不断上涨的社会保险缴费、更高的附加医疗保险费、更高的护理成本，以及不断增加的政府支出。但反过来，民众和企业同样有权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政府究竟提供了什么相应的回报？以及：政府自己到底在哪里省钱了？因此，每当德国展开新一轮改革讨论时，一个现象总是令人惊讶：很少有人真正提出让政府机构自身“勒紧裤腰带”的方案。
相反，德国政府仍在不断增加新的债务。这些债务往往被称为“特别基金”。但从财政角度来看，它们终究还是债务，也是留给下一代的财政负担。毕竟，如此庞大的债务，最终又能由谁来偿还？除了普通民众之外，德国企业同样承受着过重的负担，尤其是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
德国企业税负高于法国，企业开始考虑“搬家”
德国的名义企业税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企业除了缴纳15%的公司税，还需要缴纳团结附加税以及地方政府征收的营业税，因此综合税负通常达到约30%。2026年，德国的综合企业税负约为30.1%。作为欧洲传统高税收国家，法国的相应税负反而约为25.8%。目前，德国仍然有大量中小企业选择留在德国。毕竟，这些企业往往在德国拥有深厚的家族根基。但如果听听如今德国中小企业老板们在管理层会议上的讨论，会发现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也开始越来越认真地考虑，把工作岗位转移到税负更低的国家。
德国需要的不是再加税，而是改变思路
真正扭转局面的唯一办法，是改变整个财政政策的思路。德国必须接受一个现实：政府不可能继续充当一个“全包式服务商”——如果它过去真的曾经做到过的话。德国政治决策者必须认识到，削减支出应该首先从那些享受高额补贴的领域开始。如果这一思路不发生改变，德国经济就可能一步步走向衰退，最终陷入经济上的困境。对于德国来说，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还能从民众和企业手里征多少税，而是政府究竟愿意为自己节省多少开支。
文章来源：
"Dicker deutscher Staat: Zu hohe Steuern gefährden die Existenz von Bürgern und Unternehmen" , Berliner Zeitung, am 07.09.2026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开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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