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6月7日电 (记者 高凯)一只失踪的商代鼎耳，一群乱世中的草莽英雄，一场跨越十年的创作跋涉。在新作《问鼎1939》中，作家余耕尝试以一只古鼎为刃，剖开战争与人性的迷局。
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后母戊青铜方鼎，以832公斤的体量成为国之重器，却因缺失一只鼎耳留下千古悬案。十余年前，央视纪录片中这段空白史料，点燃了余耕此番创作最初的热情。
“中原青铜器皆以完整器型埋葬，如此重器为何独缺一耳？这恰恰是文学想象的空间。”余耕近期就新作接受中新网专访，这位以作品《如果没有明天》和其影视改编作品《我是余欢水》为大众所知的作家多年来涉足颇多题材。他坦言，鼎耳之谜正是自己此次《问鼎1939》的叙事锁钥。
《问鼎1939》以日军侵华为背景，虚构出余氏兄弟为保护方鼎与日寇周旋的故事。余宝驹从倒卖文物的商贩蜕变为护鼎英雄，弟弟余良驹则以造假技艺铸造赝鼎迷惑敌人。在余耕看来，文物是“族群血脉的密码”，而乱世中的小人物被迫卷入历史洪流时，“审时度势的抉择，才是时势造英雄的本质”。
“史实是这部作品的大背景，1937年日军占领河南安阳，对无辜百姓进行血腥镇压，而后母戊方鼎恰巧出土于‘国破山河在’的战争年代。”余耕指出，史实是小说的骨架，而人物和情节则是血肉。他在此次作品中的群像描写令人印象深刻，从忠义兄弟到市井小人物，无不鲜活立体。忠诚者如安顺子代表底层江湖艺人，背叛者如苟耀才象征身不由己的棋子命运，每个人物都映射社会一角。而其中通过人物勾连起的时代碎片，最终得以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问鼎1939》的魅力亦源于极其丰富的民间细节。从“通宝街”到“文官村”，其中众多细腻写实的生活场景，真实厚重，又充满传奇色彩。余耕坦言，为了至关重要的“细节的真实”，他花费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包括阅读历史文献、参阅老照片和地方史志。
聚沙成塔，众多真实的、具有烟火气和历史感的细节在这部作品中还原出属于1939年安阳的社会肌理。余耕说：“在真实的基础上，部分细节来自于想象，但这想象必须有所依托。”例如，他习惯找一份年代地图，让故事在脑海中立体化。
对于类型化写作与纯文学价值的取舍，余耕持务实态度。他认为两者并非对立，“纯文学追求文学品位，类型化写作拥有读者。”他坦言，自己不追求建立历史认知范式，而是努力融合：“让类型化写作具备更多文学性，让纯文学更容易让普通读者接受。”这种平衡在《问鼎1939》中体现为既有惊险情节，又有深层深刻的人性探讨。
《问鼎1939》的结局冷峻、深刻，充满传奇张力。“我个人大概钟情于悲剧，所以我的很多小说都是悲剧结尾。《问鼎1939》最后的结局看似是余宝驹的悲剧，其实是群氓的悲剧、是乌合之众的悲剧，历史上这样的悲剧每个时代都在循环上演。”余耕说。
值得一提的还有《问鼎1939》的“混血基因”，对于这部盗墓、谍战、文物、抗战元素交织的新作，余耕笑称：“不必归类，它就是余耕式小说”。事实上，一直以来，从当下到过往，从职场到古玩店，余耕众多作品变的是题材，不变的是对“极端环境下人类抉择”的持续叩问。
在《问鼎1939》中，当小人物在历史岔路口择善而行，他们便是托起文明之鼎的至关重要的鼎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