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CD放入音响。
音乐一响起，整个人就被一种浓浓的情感笼罩住了。实在太熟悉了，这些都是曾经影响很大、在电影史上留下重笔的电影插曲：《阿诗玛》《渡江侦察记》《天云山传记》《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每一首歌都能激起人们深远的怀念。这些节奏旋律，曾像空气一样在中国流动，慰藉并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营造过一个时代的氛围。
但直到今年张岱和余晓晨来温州，我才知道，原来，这些连通过那么多人心灵的音乐，都出自“小小”成员葛炎之手。
当年“小小”从上海奔赴延安时，除了带进步书籍，16岁的葛炎还带上了他心爱的小提琴。在抗战一线，他永难忘记，那些随时可能赴死的战士们，是那么热切地盼望着音乐的抚慰，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一根，连队立即派侦查员骑马赶到百里之外的县城去购买。战时经历让葛炎深切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如果说所有的故事都有一首主题音乐，“小小”故事的主题音乐中始终奏着赤子之心的旋律，它是那么的富有感情，抒发着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这种爱，让“小小”故事的回声永不泯灭。
这份爱，也让少小离家的“小小”成员付出了生命代价。日本投降后，为解放东北，“小小”成员莫愁（后改名为马骥）从延安被派往辽宁本溪市区委工作。那里敌情复杂，马骥在1947年参加武装土改时被土匪杀害。敬仰他的当地人民把他安葬在了本溪。新中国成立后，本溪人民把马骥牺牲的地方命名为马骥村，把马骥墓所在的山命名为马骥山。1949年底，马骥的母亲得知儿子牺牲后，从本溪要来马骥墓、马骥村、马骥山的照片，一直恭恭敬敬摆在家里的毛主席像前。
一寸山河一寸血，祖国，终于从血泊和苦难中被解放出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步步是艰难，步步是创业。经历过延安精神哺育和战争的考验，活下来的“小小”成员们把对革命的信仰和国家的责任落实到一个个工作岗位上：陆静成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开拓者，曹欣参与了经典战争影片《上甘岭》和《打击侵略者》的编剧工作，张建珍、吴梦滨成为新中国纪录片事业的第一代主管和编导，朱漪、鲁亚侬成为中国著名儿童剧编导，葛炎为多部主旋律电影谱下经典乐曲后获得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荣誉奖……
“我们这些孩子小时候都是‘全托’。”说起父辈，“小小”的孩子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忙得没日没夜”。
葛炎的长子葛尉平记事起，就记得父亲整天趴在桌上写啊写啊，写他的“豆芽菜”，激动时还不断地哼唱。1970年葛尉平初中毕业，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展开，如果托父亲老战友帮忙也许能留在上海，但是父亲并没帮他走“后门”，后来葛尉平在兰州一个工矿工作多年，牢记父亲教诲要做一个对祖国有用之人，坚持自学，恢复高考后，考上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如今事业有成。
作为张建珍的第二个女儿，用张岱的话说，“1952年我刚出生50天，父母就把我‘扔’在托儿所，两年没接出来。他们忙工作。”张建珍和丈夫钱筱璋参与制作了包括开国大典纪录片在内的表现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设的许多纪录片和新闻片。当时由于我国电影制片技术落后，所以团结了包括持永只仁在内的日本进步人士做技术指导。1948年，张建珍的女儿和持永只仁的女儿同时得了白喉，而当时只有一支盘尼西林可以救命，最后张建珍夫妇选择把盘尼西林让给了持永只仁的女儿，他们的大女儿因此去世。这是张建珍夫妇一辈子的痛，钱筱璋埋葬女儿时坐在雪地里哭了一个多小时。这种大仁大义，也让持永只仁一家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感情，后来持永只仁成为新中国动画奠基人之一，他的女儿则倾力帮助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
“小小”的故事说不完，它是老一辈革命者人生的缩影。伴随着几十年世事沧桑，“小小”的成员们也经历了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但不管遭遇怎样的坎坷，一丝一毫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参加革命时的初衷和跟随共产党的决心。
“我们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小小’的故事讲好，让后代知道现在祖国的富强是老一辈坚持革命精神奋斗出来的，年轻人有责任传承这种精神，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昨天，“小小”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已经在琢磨着为“小小”的传记写开篇文章。
晚年的葛炎，也一直在写作有关“小小”的音乐剧剧本，他为这个后来未曾发表的作品取名为《逃离孤岛》……弥漫的硝烟中，敌人正在“大扫荡”，他生着重病，部队一位老炊事员，用小毛驴驮着他绕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然后，老百姓又用担架抬了他六七天……这段死里逃生的战时经历，当然是一定要写进来的。这段死里逃生的战时经历，也始终提醒葛炎“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入股分红’”。葛炎生前和好友、著名编剧陆寿钧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我这条命早就没了。我是个凡人，有时个人利益也会向上冒，但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就会冷静下来。对我来说，只有努力、努力、一再努力，为人民、为新中国多唱赞歌！”
这是“小小”成员共同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