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奥服饰。（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记者游牧 摄）
他热爱英国的一切，以极致的浪漫服饰装扮英国王室和电影明星。近期，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举行主题展览“克里斯汀·迪奥：梦之设计师”，探寻20世纪最伟大的时装屋背后的男人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和遗产。
“除法国外，英国的生活方式是我最喜欢的”
Christian Dior: A very British affair1毫不夸张地说，2018年在巴黎完美收官的迪奥展引起了巨大轰动。展览横跨70年历史，从1947年以柔美的女装打破战后的朴素，到现任创意总监玛丽亚·嘉茜娅·蔻丽（Maria Grazia Chiuri）带领迪奥完成自我重塑。迪奥梦幻而实用的服饰，莫名传递出女权主义的信息。透过精致时装的棱镜，这段悠久的历史在布景师娜塔丽·克利尼耶（Nathalie Crinière）的呈现下令人思绪翩翩。
如今，《克里斯汀·迪奥：梦之设计师》来到了伦敦V&A博物馆，这是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回顾展，必将成为2019年的文化类热门话题。“迪奥无疑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时装屋，”V&A博物馆时装和纺织品策展人奥里奥尔·卡林（Oriole Cullen）负责策划该展览在英国的呈现。
迪奥比香奈儿或巴黎世家更伟大吗？“从7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加利亚诺等优秀设计师都在迪奥工作过……所以，它就是最伟大的。”卡林说。由于卡林做了大量功课，V&A展出的500件作品中，60%在巴黎展览范围外，其中包括化妆品、摄影作品和配饰等。所有展出服装均是高级时装。
好在克里斯汀·迪奥作为典型的法国设计师，是一位狂热的“亲英派”。1926年，21岁的他第一次开启伦敦之旅，就被英国俘获了。迪奥逃离了爱意满满、甚至有时令人窒息的家庭，将英格兰视为自由的灯塔。“如果要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国家中选，除法国外，英国的生活方式是我最喜欢的——英国的传统、优雅、建筑，都深深吸引着我……”他甚至自称热爱英国“美食”。
20世纪初，迪奥在俯瞰格兰维尔海峡的别墅里长大，记忆中的英国蒙上了玫瑰色的面纱。珍珠、斜纹软呢（特别是千鸟格）、萨维尔街剪裁、夸张的塔夫绸长袍、当然还有玫瑰（他的母亲玛德琳建造了一片玫瑰园，“挥霍”着丈夫莫里斯肥料生意赚来的钱），如今都成为迪奥时装屋的标志。“英国女性之美，胜于任何国家的女性。我喜欢英国女性，不仅穿着非常适合她们的粗花呢，还有色调精致、飘逸潇洒的长裙，她们从庚斯博罗时代就这样穿，美得无与伦比。”
迪奥将多种英国美学融入其作品，利用英国羊毛和丝绸，与Ascher Ltd合作设计印花（丝绒玫瑰尤其受欢迎）。他在1947年推出首支香水，注意香水名“迪奥小姐”是英文“Miss Dior”，不是法文“Mademoiselle Dior”。这支香水是献给他妹妹凯瑟琳的，她曾是“法国抵抗运动”的一员，被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之后与他在迪奥时装屋共事。
“新风貌”唤醒了英美设计师
英国女性也对迪奥报以热爱。我时常想，迪奥“新风貌”上市时的街头骚乱是否被妖魔化了。那时英国还在施行严格的配给制，“新风貌”需要大量的珍贵面料。潮流真的能激起人们心底的感情吗？正如卡林所说：“有照片显示，有些穿着‘新风貌’的女性在巴黎街头遇袭，不过看起来像是摆拍。”
无论是不是假新闻，英国前贸易委员会主席、时任财政大臣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召集英国顶级时尚编辑，要求他们不要报道迪奥的无度挥霍。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负责制定英国战后经济政策，他担心“新风貌”会带来不利影响。编辑们妥协了：他们报道了迪奥，可文风宛如讽刺性的娱乐消息。他们暗示，英国女性精明的很，不可能花光一年的服装票只换来一件迪奥。然而，英国女性还是对迪奥的束腰和伞裙着迷了。大多数人去不了位于蒙田大道的迪奥工作室，只好在紧身及膝裙下摆接上一块布料。“‘新风貌’的影响是惊人的，”卡林说，“它持续了十年，直到克里斯汀·迪奥于1957年离世。人们认为他是一位怀旧而浪漫的古典主义者，但他也可能是一个前卫的弄潮儿。”毕竟他之前经营一家艺术画廊，支持边界艺术家。
“新风貌”唤醒了英美设计师，他们热衷于攫取巴黎深受重创的时尚王冠。巴黎高定时装是如何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至今仍不明不白。时装不仅是尊严的象征，更为成千上万名手艺人提供了就业岗位。那时的法国人民正在挨饿，时装行业危机重重，纳粹想把时装行业迁至柏林。1939年应征入伍的迪奥，于1942年回到巴黎与吕西安·勒龙（ Lucien Lelong ）共事。迪奥时装屋与大多数在巴黎幸存于二战的时装屋一样，靠服务纳粹夫人和法国妓女残喘。
玛格丽特公主21岁生日的梦幻礼服
这种耻辱，加上巴黎高级时装对该国经济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何迪奥1947年“新风貌”的成功对法国战后的尊严如此重要。伦敦、纽约甚至意大利崛起的设计师都想巩固在时装界的地位，可一旦与迪奥的才华竞争就纷纷败下阵来。伦敦同时代的杰出设计师哈迪·阿米斯爵士（Sir Hardy Amies）后来回忆说，经历过战时流行的挺拔风格，人们的眼睛很难适应“新风貌”束腰套装（Bar suit）那圆润平滑的肩线。“起初，英版迪奥都有四四方方的肩线。”卡林说
那些有条件的人，还是买了法国原版迪奥。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宣称要确定自己的风格，迪奥“新风貌”正和她的心意。玛戈特·芳婷（Margot Fonteyn）是当时沙德勒之井剧院（Sadler's Wells Ballet）的首席芭蕾舞演员，也为之欣喜。她们都选择了“新风貌”系列最受欢迎的Daisy套装。迪奥原本将该系列命名为“花冠”（Corolle），后来时任《时尚芭莎》的主编卡梅尔·斯诺（Carmel Snow）宣布这是“一个新风貌”。
芳婷的Daisy套装也在V&A博物馆展览的英国厅展出，这是在巴黎基础上新增的展厅。厅内还将展出费雯丽1958年在《复仇天使》（Duel of Angels）舞台表演时所着的套装，以及让·道内（Jean Dawnay，婚后成为乔治·嘉里绮内公主）在迪奥巴黎沙龙走秀时穿着的黑白套装。英国厅的明星展品还包括1953年19岁的简·斯图达特（Jane Stoddart）的婚纱，以及1947年19寸腰围的束腰套装。此外，还有埃玛·坦南特（Emma Tennant）1953年在白金汉宫初入社交舞会时穿的艳红色无肩带真丝欧根纱礼服，以及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1951年21岁生日首次亮相时穿的童话般薄纱礼服。
玛格丽特公主21岁生日亮相时穿的薄纱礼服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 （图片来源：V&A官网）
2018年11月，我有幸到伦敦博物馆，看到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修复玛格丽特公主的礼服。这件礼服由手工缝制，包含裙子和紧身胸衣，腰部很细。时尚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为公主拍了一张生日肖像，照片里散落在红色沙发上的白纱裙如今早已发灰，不过依然十分惊艳。博物馆修复人员说，这是社交聚会总是“烟”雾缭绕所致。薄纱般的衬衣里有棕褐色的汗渍，宛如大理石花纹一样荡开。玛格丽特公主后来将这件礼服赠与他人，显然被后者物尽其用。白纱裙看起来轻盈而现代，然而制作工艺却非常传统，因此不能将纱裙挂在衣架上，否则层层裙摆的重量可能会让它从腰带脱落。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着装不要求舒适，只要求惊艳，以及相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风格。
一天3场时装秀 仅入场费达9000英镑
正如迪奥为英国女性而倾心，英国女性也为迪奥的品味而癫狂（女王是个例外，她出于职责必须选用英国设计师）。1950年，他在萨沃伊酒店（Savoy Hotel）举办了首场时装秀，并在法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了一场私人发布会，座上宾包括时装迷玛格丽特公主、她痴迷于时尚的母亲，和当时的伊丽莎白公主。“萨沃伊一天三场时装秀，场场火爆，共有1600名宾客，每位宾客入场费就有5基尼（英国当时的货币单位）。”卡林说。门票所得赠给了现在的巴斯时装博物馆，该博物馆也为这次V&A展览提供了不少借展作品。两年后，迪奥在梅费尔（Mayfair）创建了CD Models。
该系列是成衣的早期版本。当英国设计师对他的设计“致敬”时，迪奥并非束手无策，而开始“自我复制”，严格按照梅费尔工作室的标准制作成衣。虽然这些成衣的价格仅为巴黎手工定制时装的一小部分（不是几百基尼，而是几十基尼），它们仍是富人阶层的必备。这批成衣在迪奥的副手马克·博昂（Marc Bohan）的严密监督下制成，他由于迪奥伦敦分部的快速扩张而调到伦敦。没过几年，CD Models就在英国最好的百货商店出售，如曼彻斯特的Kendal Milne和伯明翰的Marshall & Snelgrove。迪奥本人也开始在英国参加巡回展出，来到纽卡斯尔和苏格兰，并在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举办了一场慈善时装秀。
当玛格丽特，也就是庄严的马尔伯勒公爵夫人（Duchess of Marlborough）穿着红十字会制服，要求迪奥在她的家乡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为红十字会举办一场时装秀时，迪奥照做了。1954年的这场时装秀共筹得9000英镑资金，时装秀随即成为了“摇钱树”。三年后，他同意再举办一场，然而展出的时候，迪奥已经辞世了，享年52岁。才华横溢的得力助手伊夫·圣罗兰曾短暂成为迪奥首席设计师。这座时装屋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辉煌时代。
在这之后的20年里，迪奥与英国之间情缘日渐减弱。负责伦敦分部的马克·博昂羽翼渐丰，伊夫·圣罗兰应征入伍后，由博昂在1960年至1989年担任迪奥创意总监。他为英国王室和电影明星设计了极为优雅的服饰。不过直到他离开迪奥回到伦敦，决定重振奄奄一息的诺曼·哈特内尔（Norman Hartnell）时装屋时，才在设计中加入了英国元素。当然，这并不意味迪奥失去了英国女性的热爱。
令人爱不释手的“戴妃包”
1966年，吉尔·斯洛托夫（Jill Slotover，即现在的瑞特布莱特夫人）与法国人订婚，在母亲和婆婆的带领下，她到巴黎挑选礼裙。她觉得大多数时装屋沉闷乏味，只有迪奥是个例外，不过在她印象中，迪奥售货员“像多数法国人一样难以亲近”。
在那些明亮的时装屋里，她看到了当年春夏系列的婚纱。“我立刻被迷住了，小巧而精致的设计充满力量感和简洁感，娇柔的白纱裙用手工绣上精巧的玫瑰花纹。那样轻盈愉快，那样现代。”她说。它还有配套的头纱、量身定制的鞋子和一双白色小巧的手套。“伦敦精心打扮的人都戴着手套，我已经有了一双。它们是婚礼上的‘某件旧东西’，但是迪奥把手套缩短了，在上面安了个纽扣。”
婚礼后的欢送会上，她穿了件粉色丝绸罗缎连衣裙和外套，还有一件搭配头纱和丝绸鞋。“当我走出电梯进入酒店大堂时，所有人都鼓掌欢呼。”这套服装和灰白色细条纹分层斜纹软呢套装也在V&A展览中亮相。
试穿过这么多品牌，斯洛托夫对时尚越来越讲究：“每件衣饰都有专门的手艺人，帽子设计师来搭配头饰，鞋履设计师来搭配鞋子。”
时装屋要求婚礼当天负责装扮她的人，亲自将服饰送到伦敦，“理发师把我的头发盘得太大，与头纱的尺寸不合适，要改一下才行。我记得时装屋还有点不高兴了，因为我们没让她住在举办婚礼的酒店，而是住在我家附近的小旅馆。”
1996年秋季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加盟后，迪奥才再次出现了英国元素。加利亚诺任期内聘请了许多英国设计师，例如比尔·盖登（Bill Gaytten）和斯黛芬·琼斯（Stephen Jones），前者在加利亚诺2011年被解雇以后接替其职务，后者如今仍为迪奥设计头饰。加利亚诺活跃而诡诞，充满叛逆精神，对剪裁饱含热情，这些特质似乎根植于英国。他甚至哄骗威尔士王妃戴安娜在1996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Met Ball）穿了件吊带裙。
戴安娜王妃和英国女王一样，一般选择英国品牌，只有1955年访问巴黎时，时任法国第一夫人贝尔纳黛特·希拉克（Bernadette Chirac）赠予了她一只迪奥手袋。一年后，这款手袋为致敬戴安娜改名为“戴妃包”。
20年后的今天，英国与迪奥之间的情缘依旧紧密。2016年，迪奥在布伦海姆宫举办了第三场时装秀。萨赛克斯公爵夫人（Duchess of Sussex）梅根维系了英国王室与迪奥的关系，2018年参加皇家空军仪式时，身着迪奥“新风貌”服饰。虽然迪奥现任创意总监玛丽亚·嘉茜娅·蔻丽（Maria Grazia Chiuri）并不偏爱某个国家的设计风格，但她对迪奥传承的尊重说明，英国的斜纹软呢、玫瑰、珍珠、剪裁和薄纱礼服将在迪奥延续下去。虽然蔻丽主张将童话故事与实用主义相融合，但说到这方面，还有比这更“英国”的吗？
（编辑：白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