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微信公众号 欧时大参】当大家都期盼着疫苗到来，生活马上能恢复正常时，一些法国人却认为他们的生活再也回不到过去。他们或是因为新冠重症，造成“心理阴影”，或是经历了失去亲人之痛，有的人则因为新冠改变了职业理想。近日，法媒采访了一些因新冠改变人生轨迹的法国人，请他们谈谈新冠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01 克劳德（ 57岁），建筑公司经理
57岁就告别这个世界，有点早。
“我现在感觉越来越好了，但是有时候没用力的时候，还是可能有呼吸困难。我的医生说，康复应该需要一年时间。我接受这个现实，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我还活着。
2019年10月，我被诊断出癌症。手术切除了睾丸肿瘤后，今年2月至4月之间，我进行了3次化疗。每次去医院时，我都想：‘可千万别染上新冠啊’。
上次出院后，我的癌症治疗似乎步入正轨。但实际上，最后一次化疗几乎要了我的命。注射室已被感染，我回到家时就发烧了。最终，新冠为阳性。我的免疫系统防御力几乎为零。我3天后插管，接连昏迷了58天。我一度离死亡非常近。
今年，法国人将度过一个与众不同的圣诞节。图为孩子们戴着口罩乘坐巴黎市政府门前的旋转木马。（新华社图）
我6月苏醒时，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我的四肢绵软无力，流失了65％肌肉……恶梦每天都在发生。我常想到最糟糕的情况，想到我死于脑瘤的父亲，想到我哥哥的死亡。我真的很害怕。死亡就在附近盘旋，我不确定我能继续活下去。
再次见到肿瘤科医生时，我得知所有的病灶都被清除了。事实上，我出院一周后就痊愈了。我真的走了很长一段路。57岁告别人世，这有点太早了”。
02 玛丽（39岁），养老院心理医生
我们以往所有的‘方向标’都被碾碎了。
“疫情来临时，我在巴黎20区一家失能老人养老院当临床心理医生。之前，我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也从未考虑过换工作。但随着新冠第一波到来，我被逼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
在我们机构，疫情进展得非常快。最初，老人们开始出现症状，明显就是新冠的症状，但是我们既没有检测、也没有防护装备。护理人员在照顾老人时不戴口罩，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哭着打电话给管理层，对他们说：“我们都要感染了”。然而，管理层一再告知‘口罩无用’，并愚蠢地重复官方的说辞。谁能相信这些话？
法国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失能老人养老院死亡人数在所有新冠逝世病例中占比，第一波为37%，第二波为28%。黑色为医院死亡的新冠患者占比，粉色为医院内的失能老人宿舍死亡的新冠患者占比。
我还记得一位老先生：他星期五在走廊时状况不佳，接着星期一住院、星期三去世。虽然生命的尽头即死亡，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往所有的‘方向标’都被碾碎了。在疫情高峰期，养老院每天有3到4人死亡。遗体管理也非常糟糕：所有的告别仪式都消失了，他们不再是逝者的遗体、而是必须处置的感染者尸体。
机构对老人们施加的巨大影响使我震惊。家人们不再有权见亲人，老人们在去世前也不能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我在想：“如果去世的是我的母亲，我能接受她孤零零地撒手人寰吗？”
疫情可悲地暴露了所有的固有问题。我曾天真地期待，一旦第一波过去，情况就会有所好转，养老院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会有某种形式的提升，大家会意识到对老人的处理方式是不妥的。但一切仍和往常一样，我接受不了。10月底我辞职了……我感觉自己像个逃兵，但还是自我暗示道，忍无可忍时，我必须离开”。
03 朱莉（37岁），公司部门主任
怎么能如此冷漠让成千上万法国人就这么死在家中？我的父亲不该离世！
父亲67岁时独自一人在家中去世。3月底，他病了几天后给SAMU（急救中心）和112打电话，但后者让他去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认为他的情况并不严重，仅安排了一次3天后的远程看诊。第二天，父亲就离世了。
父亲被裹在防水油布里、遗容也未整修。在未经家人同意的情况下，他在去世当天就被火化了。我们不得不等待87天才能为他举办葬礼。
父亲去世后，我常做噩梦，梦到在求助，求人们帮帮我、帮帮我……我不记得和父亲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了，他的脸、他的声音在我记忆中也开始渐渐模糊。我联系了帮助逝者家人的Empreintes协会，也开始接受心理咨询。8月31日，我终于真正恢复全职工作的状态。我很佩服我哥，他和父亲一样都是医护人员，这段时间从未停止过工作。
我起诉政府，不是为了钱、甚至不是为了追责，而是为了理解这件事：怎么能如此冷漠地、让成千上万法国人就这么死在家中？我父亲不该这样离世。我需要个答案来重启生活，但也清楚不能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司法程序上，因为这个过程太漫长了……现在，每个人都需要恢复正常生活，但我却不确定自己能回归到从前的生活……我感觉好像变成了自己生活的旁观者。
04 拉依提雅（39岁），英语教师
我的住院被推迟了5个月，只能每天靠吗啡缓解疼痛。
5月初，3周后就要入院的医院通知我，因疫情影响，我的检查将被推迟“几个月”。我估计通知者很可能当天已经打过十几通类似的电话，因为这声音听起来十分冷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当时很吃惊：要再等几个月？
事实证明，我的住院时间被整整推迟了5个月：一种1月份就被发现、但尚未明确诊断的肌肉疾病让我在未知的疑问中等待了5个月。我是一名英语老师，从2019年10月起就不得不休病假。我能再次开始教学吗？这5个月内，我没有接受任何治疗或医学随访，只能依赖每天2次的吗啡药物来减轻越来越剧烈的疼痛，我甚至都无法站起来……
夏末，医院还是没有消息，我最终只能通过不断的电话骚扰去试图拿到一个看诊预约。同时，我也感到内疚。我又有什么权利抱怨呢？毕竟，每天都有人正因新冠感染而死去！
另一方面，除了我以外，每个人开学时都开始工作，我为无法加入同事们而感到很沮丧。我认识多年的一群学生也即将离开去上大学，而我却无法见到他们。
我终于在10月底住院了。医生们仍然不知道我的问题到底在哪，让我通过理疗来进行肌肉力量恢复。医生告诉我，等治疗结束，我就能重新开始教书了。这真是个巨大的解脱。
05 雨果（22岁），大学生
从重症病房出来后，我噩梦不断，甚至害怕黑夜……
3月初，我就有一些症状，但这些初始症状基本上两周就消失了。4月底一个周四的下午，我又开始觉得很不舒服：先是不同于以往的胃痛、再后来呼吸困难、完全无力动弹。第二次检测呈新冠阳性后，我进了重症监护。那天晚上，我发烧42度、脉搏160。
我是那里少数神智清醒的患者之一。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位年迈的病人身边的各种机器开始响。医生和护士把她带走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有医生说，不知道我是否能熬过这一晚时，我很害怕独自在病房里死去。
5月初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后，我试图慢慢恢复原来的生活、不去想过去……但我开始常常做噩梦，甚至因此害怕夜晚。几周前，梦里有人跟我说，你可能醒不了了。我梦见到处机器都在响、护士在呼叫抢救人员。一天晚上，我甚至在爸妈面前哭了起来。
一听到有人谈论新冠或重症患者的消息，我就觉得很恐怖。当看到拥挤的地铁、看到大多数人都没有口罩时，我还经历了几次焦虑症发作。如今，重症治疗的记忆不再让我失眠，但我对新增病例有些担心，并非所有人都能在疫情中毫发无损。
欧洲时报微信公众号：oushi1983
（编辑 ：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