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申忻编译】2019年7月，《经济学人》驻中东记者尼古拉斯·佩勒姆（Nicolas Pelham）获得了罕见的伊朗记者签证。就在他要飞回家的那天，他被扣留了。
他们来的时候，我正在旅馆付账。一行7个人，穿着便衣，显得有些拘谨。“佩勒姆先生？”最矮的那个人问道，并递给我一份用波斯语手写的文件。“这是由一位法官签署的，”他说。“我们有权扣留你48小时。”他停顿了一下，以便我消化这些信息。“可能时间会短些，”他补充道。“我们只需要你回答几个问题。”
他给了我一个选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可以选择在酒店或在他们的车里被盘问。“你也许还能赶上飞机，”他说。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要求见律师或外交代表。他挥动了一下手腕，表示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想知道的只是关于你的旅行的一点点信息。没有必要拖延或把事情复杂化。”
当时是下午7时30分。我的飞机4个小时后起飞，机场离德黑兰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官员们把我领进旅馆里的一间小办公室，将我团团围住。
被伊朗拘留审问 我被带离所住旅馆
“请给我看看你的手机和电脑。”
于是，我指了指放在对面墙上的袋子。
“还有其他设备么？”
我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了另一部手机。
那个最矮的人是管事的。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大号夹克和裤子。他卷曲的头发很油腻，脸上布满了皱纹。他将椅子举起又放下，然后拍了拍我的膝盖，但我并不清楚他是想安抚我还是威胁我。
警卫们把我的书和笔记翻了个遍。他们拿起一张纸，上面有我上次旅行的笔记，并让我解释一下我写了些什么。当我看到我8岁的儿子在背面用模板刻写了巨大的希伯来字母时，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慌。我怎么能把它带来呢？我问我自己。
我要求上厕所。像个孩子一样，我想逃离房间里的紧张气氛。我需要通过深呼吸来让自己平静下来。那天，在回酒店的出租车上，我翻看了电子邮件，发现有许多旅行者，包括一名来自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的法裔伊朗学者，最近以违反国家安全为由，在伊朗遭到扣留。而现在似乎轮到我了。
我们下楼去厕所时，块头最大的那个男人紧紧地跟在我后面。他做手势要我把门开着。
回到楼上后，我被领到前台结账。两辆黑色轿车在外面等着，我被领到后面的一辆车里。审问从我们开车的时候开始。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官员们对我的兴趣是奉承而不是恐惧。经过几十年的采访，我终于从采访者晋身为受访者。以前从来没有人觉得我这么有趣。
那个矮个子男人询问我有关我的家庭，我的教育，我去过的国家和我说的语言。我告诉他们我会说阿拉伯语、法语，停了一会儿，又说了希伯来语。我确信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新闻。他们想知道我去过以色列多少次。“还有巴勒斯坦”，我补充道，为了强调我的公正立场。
手机电脑被没收 我被带上面罩离开机场
当我们到达机场拿我的包时，我松了一口气。不到两个小时过去了。但我没有办理登机手续，而是被带到机场大厅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那里有一扇大玻璃窗，可以俯瞰候机大厅。
那些把我带走的人的地位在逐渐显现——他们就是掌握着这个国家至关重要基础设施的人。一个比别人更文雅的大块头男人被引荐给我，他被称为“医生”，看上去既疲倦又恼怒。
“请告诉我你手机密码。”那个矮个子说。
我告诉他，我都是用大拇指指纹解锁。
那个人立刻就有了一丝不耐烦。
“时间不多了，如果你还想赶飞机的话。”
我假装绞尽脑汁，提供了几个手机密码，但都不管用。我的手机上有一个应用程序，很多外国记者都用这个程序，它每20分钟通知负责我的编辑，报告我的位置，以便发现任何不寻常的活动。我想知道那时候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信息。
“最后一次机会。”那个医生说。
这次，密码成功了。
“你并不配合。”他皱着眉头说。“这可不是什么游戏。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
我听到了多哈航班的最后一次呼叫。“我们要走了，”有人告诉我。我对此感到震惊，想知道我的票在哪里。那个矮个子男人和他的随从把我送走了。我可以看到登机柜台左边的登机门。我们向右转了个弯。
当时，我被人反拧双臂强迫拉走。我的前面有两个人，后面有两个人，他们经过了机场大厅入口处的塑料路障，经过了x光机，来到了外面的汽车卸货处。“也许他们知道一条近路，”我想。一辆更破旧的汽车在等着我们。我的“安保”被降级了。
当我们疾驰而去时，有人给我戴上了面罩。经过15分钟混乱的驾驶后，有人把我从车里扶了出来，领着我迈过一座建筑物的门槛。当面罩被取下时，我发现自己在另一间办公室。我试了好几次，想知道我为什么被扣留。但每次问问题都跟着一道命令。
“用波斯语说，”我一直被如此告知。“你知道怎么说波斯语吧？”
我抱歉地说我并不会。
“你知道《古兰经》吗？”一个粗暴的警卫问道，我后来知道他叫阿里。
“给我庇护，让我远离被诅咒的撒旦。”我回答道，并引用了经文诵读之前的阿拉伯礼仪用语。他似乎很开心。
“你这是劫持人质，”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等等，”他回答道（这后来成了他最喜欢用的词）。
其他警卫用塑料泡沫盒带来了烤肉串。
“我不吃肉。”我暴躁地说。
作为替代，他们给我提供了粗劣的食物，还有一杯盛在薄塑料杯里的热茶。我很焦虑，拒绝了食物。但下次阿里递给我茶的时候，我接受了。
后来，那个医生走进我的房间，让我写下我在伊朗的每一件事，每一天，每一个会面。无论我写什么，他都会要求更多的细节。最后，在我被带走大约9个小时后，我又被带到了外面。警卫让我抬头看。一架卡塔尔航空公司的飞机出现在我们头顶上，原来我们从未离开过机场。最后一批乘客正在登机。我感到一丝希望，但接着我看到警卫们在傻笑。一辆汽车停在停机坪上。他们打开门，把我领了进去。
当地时间1月4日，两千多人在旧金山市中心参加反战集会，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炸死伊朗将领苏莱马尼，并要求特朗普政府从中东撤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图片来源：中新社）
伊朗和西方关系糟糕 美国制裁伤害了民众生活
温暖的晨光在德黑兰北部的群山中闪烁。警卫告诉我，我将被带到一个比监狱高一级的地方。他带着歉意的微笑递给我一个面罩，但让我在眼睛下方留了一个稍大的空隙，从这条缝隙中，我可以看出司机在坚硬的路肩上弯弯曲曲地开着车。“你应该扣留我，而不是杀我，”我打趣道。大家都笑了，但我们并没有慢下来。最后，我们下了一个陡坡，停了下来。我拖着脚步上了两级台阶，一进门，我的面罩就被取了下来。
一个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在等着我，他脸色苍白，个子矮小，微微驼背。他要我掏空口袋。我交出了腰带，更不情愿地交出了眼镜。他领我走过一条走廊，打开左边最后一扇门，示意我进去。那是一个很大的牢房，大概有20平方米，地板上有一张薄薄的席子。他指了指角落里叠着的一堆发霉的棕色毯子。当我向他们走去时，我听到身后的门哐当一声关上了，门闩猛地拉了过去。透过一扇高高的窗户，我可以看到清晨的阳光。我脱掉衣服睡着了。
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伊朗也有一个复杂、偶尔偏执的政府。民选议员给人民主的假象，但权力最终掌握在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手中。伊朗最强大的安全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直接听命于他。许多人认为西方记者，尤其是那些提出棘手问题的记者是间谍。陪同人员总是在场，手里拿着录音机，吓唬受访者。
2019年4月，美国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并加强了对伊朗的制裁，阻止伊朗进行美元交易或出售石油。
当伊朗政府在2019年7月1日出乎意料地发给我记者签证时，我已经等待了3年。在我之前的伊朗之行中，我要么是报道选举的一大群媒体中的一员，要么是与《经济学人》的其他同事一起。我知道伊朗政府对去过以色列或是犹太人的记者特别怀疑。我在两个选项上都打了勾。所以我对我的第一次独自旅行感到不安。
在我前往伊朗的3天前，英国海军扣押了一艘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伊朗油轮，怀疑它违反了欧盟的制裁，向叙利亚运送石油。我认识的伊朗官员向我保证我是安全的。我住的旅馆曾经是外国记者的最爱，但现在却空空如也。但当我去参加周五的祈祷活动，试图报道一场支持严格执行头巾制度的集会时，我却因为是英国公民而被拒之门外。伊朗对我并不欢迎。
我是去报道美国施加制裁后的影响的。一些新闻报道称德黑兰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我几乎没有看到这种迹象。没有恐慌性抢购。这座城市看起来比我3年前访问时更干净、更现代化。它拥有中东最好的地铁，有当地制造的列车。公园和博物馆数量众多，而且保养得很好，人行道被擦洗得干干净净，城市里的许多花坛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当然，美国的制裁伤害了伊朗民众。我看到人们露宿街头或捡拾垃圾。我遇到的一位前大学讲师沦落到街头卖艺。但很少有人挨饿，在我交谈过的许多人中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生活乐趣。咖啡馆、剧院和音乐厅都挤满了人。早些时候的一轮制裁迫使德黑兰交响乐团解散，但我搞到了一张重组后的爱乐乐团（Philharmonic）首演之夜的门票。
一些精明的经营者甚至找到了从制裁中获利的方法。当谷歌和苹果不再向伊朗提供服务后，当地的克隆企业出现了。Snapp这家叫车应用公司声称，它在德黑兰的用户比Uber在伦敦的用户还多。某些商品（尤其是药品）的短缺导致了镇上顺势疗法店面的激增。
与我交谈过的一些伊朗人主张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以推翻其政权，或迫使其诉诸外交手段。即使是所谓的支持者私下也表示，他们希望进一步压缩石油收入促使政府改变策略。我的政府指定的陪同人员，在我报道的整个星期，一直在浏览约会网站，直到她找到一个阿尔及利亚-法国学生愿意和她结婚，并给她发来法国的签证。当我在酒店被捕时，她坐在大厅的咖啡桌旁，写着一份声明，并拒绝与我进行眼神交流。
监狱生活并不陌生 我和看守的人以礼相待
我在被扣押的第一天早上醒来时，太阳已经很高了。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但一台凑凑合合的空调减弱了一些热量。我刚站起来，狱卒就打开门，给我端来一个金属托盘，里面装着薄薄的馕面包、酸奶和水。他把这些递给我，指着走廊对面的厕所。一个淋浴喷头垂直挂在地面的洞上，但我看不见毛巾和肥皂。洗澡时的凉水使人神清气爽。
警卫怎么知道我醒着？没有我的眼镜，高高的天花板很模糊，但我可以看到门上的摄像头。我在牢房里踱来踱去，想象着每一面墙都是格洛斯特郡老家那块地的边界，试图想象着把它放大。床边的墙穿过牧场一直延伸到树篱，树篱沿着墙一直延伸到门口。我转身穿过树林，沿着羊圈的边缘走回我的床上。
乡村漫步帮助我开阔了视野。那时是英国的周一早上，但我不确定那里是否有人登记说我失踪了。我的妻子会让孩子们准备好上学，等着我的消息。她要去巴黎研究她的新书，我答应及时回来接手家务。我又让她失望了。或许我的同事也开始担心了。
这种经历并不完全陌生。我在监狱里度过了几段短暂的时光。1997年，我在也门北部被关了几个小时，我当时一直在试图报道。1999年，我在一个牢房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末，当时我在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间的交叉点，被指控走私货物到西班牙（事实上我只是想装修一下位于摩洛哥的公寓）。当我还是一名驻伊拉克记者的时候，劫持人质已经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可怕事情。我知道，这间拥有自然光且面积不小的牢房是我所住的条件算很好的了。
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我对自己的情况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如果我被捕的消息传出去，可能会影响我提前发行新书的机会，但我的新书会更加畅销。直到现在，我的狱卒还在用咕哝声和我交流，他也许在试图教我波斯语。另外，斯巴达式的饮食可能有助于我减肥。
我开始了自己的日常锻炼，以避免坐骨神经痛。但健身计划却以膝盖弯曲、被迫跪倒、前额贴地而告终。门栓猛地打开，我的狱卒朝里面窥视。他以为我信仰转变得这么快吗？或者我心脏病发作了？“Sub be-kheir （早上好）。”我向他保证自己没什么事，他也以礼相待。不过，我终于引出了他的第一句话。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频繁地行使上厕所的权利。敲门声让我能够控制我们相遇的时间，这给了我一种控制的假象。警卫似乎很高兴摆脱了无聊，每次他都会咕哝一句新短语——khosh bakhtam（很高兴见到你），asr be-kheir（下午好）——然后再多花一点时间把我锁起来。“你想要更多吗？”他指着水罐问，好像在鼓励我增加上厕所的次数。
终于可以传讯给家人 我给妻子发了短信
第二天黄昏的时候，我的狱卒蒙上了我的眼睛，笨拙地领着我走过一条走廊。当他摘下面罩时，我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房间中间有一面单向的镜子，我无法透过它看到里面。之前的那名医生匆匆看了我一眼就不见了。我听见有人从另一边进屋，还有椅子腿的嘎吱声。接着，一个影子介绍，自己是我的翻译。
“我的工作就是让自己听起来咄咄逼人。希望你理解。”他抱歉地说。翻译在网上找过我，想知道怎样才能买到我的书。他听起来有点太友好了，这让我担心这一切会走向何方。
后来，那名医生又出现了。他走到我的椅子后面，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需要你的配合。”他说。
我告诉他们我没有隐藏什么。他继续说着波斯语，但翻译并没有翻译。
“他在说什么？”我问着镜子那头的人。而他还是一直说着波斯语。
“用波斯语回答。”那名翻译命令道。
“但是我不会说波斯语。”我坚持到。
“我们知道你会说波斯语。”
我抱歉地表示。“我很愿意学习。”我说道，并建议用阿拉伯语交谈。
听罢，这名医生的态度缓和下来，他告诉我，在他们进行调查期间，我将被转移到一个更舒适的地方，并对我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他说，这是一种帮助，但如果我不合作，就没什么好说了，威胁随即而来。他希望他能免除我在法庭上被起诉。
我觉得我的孤独经历持续了不到12个小时。我可真是一个苍白的政治犯。
他们把我带到了我的“新家”，那是一间破旧的公寓，在顶楼，看上去就像一家陷入困境的旅馆。房间里有两张沙发、一把扶手椅、一张长方形玻璃茶几和一台靠墙的电视机。褪色的橙色窗帘遮住了房间一侧的窗户。一个木制小厨房占据了一个角落。另一边有两间卧室，警卫示意我在其中一间里休息。我关了门，但他们又把门打开了。那天晚上，我被要求把床垫拉倒客厅睡觉，守卫们让灯一直亮着，他们看着我直到天亮。
在我入住公寓的第一个晚上，医生、他的助手阿里和另一位翻译出现了，并一直待到深夜。我再次要求联系我的大使馆和律师。他们建议说，这是一条荆棘之路。它可能会导致一个漫长的案件，或监禁在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你知道在埃文发生了什么，”医生说。
当我抵达德黑兰时，我与一位经济学家共进晚餐，他刚从被校友称为埃文大学（Evin University）的地方出来一个月，在那里被单独监禁了21天。他告诉我，这种折磨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他坚称自己没有受伤，但自从3年前我见到他以来，他的头发已经变白了。
逮捕我的人没有穿带有身份识别的制服，但在第二天，医生告诉我，他是革命卫队情报部门的一名军官。伊朗安全机构的触角伸得很长。1979年，新伊斯兰共和国保留了大部分现有的国家机构，包括军队和部分官僚机构，但它又增加了一层，以控制现有机构，从那时起，并行系统就一直在竞争。政府自己的情报部门不太可能拘留一名西方记者，因为该部门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境。指控我的人来自它更强大的对手。
1979年革命的头几个月，革命卫队在美国大使馆扣押了52名人质，从那时起，革命卫队就有拘留外国人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囚禁了西方特使、教师和记者。伊朗也开始再次实行逮捕。这些被拘留者中有许多人拥有双重国籍，包括自2016年以来一直被拘留的英裔伊朗人纳扎宁?扎加里?拉特克利夫（Nazanin Zaghari-Ratcliffe）。但其中一些人没有伊朗国籍。针对我的威胁显然是真实的。
当医生说我可以口授一个信息给我妻子时，我感到很惊讶，他的手下会从我的手机里发送这个信息。“亲爱的利皮卡（Lipika），很抱歉不能及时赶回来。我从昨晚起就一直被关押在德黑兰，目前正在接受审问。我没有受伤，目前一切都很好，明天早上我会联系你。别担心，会好的。我爱你，直到地老天荒，尼克。”
和看守的人相处愉快 但并不知道自己所在何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总有3个人在场看着我，每班持续24小时。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我的保镖们挤在一起，穿着t恤和内裤，我们每天都在一起，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亲密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警卫们的怀疑消失了，他们似乎不太担心我可能会逃跑，而是担心其他人可能会闯进来。我想知道，他们是在担心西方暴徒对人质的好莱坞式解救，还是在担心伊朗情报机构的一个竞争对手试图攫取他们最新的资产？一声敲门声就让他们兴奋起来，即使只是一份外卖。他们会从背后的口袋里掏出手枪，紧紧抵住沉重的碗柜，一个卫兵把碗柜向后拉了几英寸，另一个扳起手枪，伸出胳膊。然后他们会把门开得刚好够大，让送货员把食物留在外面。只有当他们听到电梯下降时，他们才会把外卖拿进来。
一名警卫似乎担任语言教师。我随便指着一个东西，他用波斯语说出对应单词，我们一起练习发音。他走的时候，我们刚讲到了短语。另一个坚持要我们一起锻炼，所以我们面对面坐在地板上，盘腿做仰卧起坐。一天后，他建议我们跟着伊朗情歌跳舞，他在手机上播放了这些歌曲。他在房间里旋转跳跃着，其余的人假装也加入进来，主要是为了鼓励他，然后退到一边欣赏这一奇观。每次我觉得我和一名警卫建立了默契，这个警卫就会被替换掉。
在4天的时间里，这些人大部分时间都盯着手机屏幕，看宝莱坞电影、美国、中国的电影，电影中都是街头斗殴的场景。他们通过VPN来逃避他们国家的网络审查制度。他们点了烤肉串、披萨和西瓜，却从来没清理干净过。每天早上，我都会洗他们的盘子，把剩下的西瓜皮、披萨皮和烤肉串的软骨扔进垃圾箱里，然后泡茶。我会大声叹气，就像一个父亲对自己不守规矩的孩子感到绝望一样。“谢谢。”他们道歉道。
我搜遍了公寓，寻找我所在德黑兰的具体位置。陶器上唯一的标记是“中国制造”。外卖来自德黑兰的一家连锁餐厅。每当我以为警卫们在睡觉或专心看他们的手机时，我就会从窗帘之间的缝隙往外看。我们住在六层楼上，狭窄的街道两旁种着高大的梧桐树。街道向右倾斜，但并不陡峭，所以我猜我们是在德黑兰北部偏南的地方。对于一个拥有15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这并没有多大帮助。当我发现一个褪色的、米色吹风机上写着“约翰逊酒店”时，我很兴奋。（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一个品牌的名字。）
我终于被释放 和逮捕我的人握手再见
审问我的人每天早上都来，但到了第三天，气氛缓和了。我被允许开着门睡在我的房间里。之前那名医生解释说他需要继续盘问，但在此期间我将被转到一家更舒适的旅馆。我不被允许做任何新闻工作，但可以在城里四处走动，只要我把我的行动和会面通知阿里就行。作为一名记者，我有一个看守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和谈话，不过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了。
一小时后警卫把我的东西还给了我。我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和笔记本都不见了，但刻着我儿子写的希伯来文的模板还在。阿里承诺将归还这些设备。与此同时，他会安排给我一部备用智能手机。
我和逮捕我的人握手。我当时甚至说了句“再见”。我像专家一样戴上面罩，被带出公寓，进入电梯。我们一回到大路上，面罩就被取下了。这趟更像是晚上和老朋友一起开车。20分钟后，我们到达了位于德黑兰北部的西莫酒店（Simorgh hotel），那是我之前的行程所住过的地方。之前那位医生在为我办理入住手续：50美元一晚，他说。请随意接打国际电话。革命卫队将承担费用。
我在走出旅馆大厅之前犹豫了一下。劫后第一趟出行是去沿路50米处的自助洗衣店。当店主开始和我聊天时，我意识到我在来这个国家的第一周就采访了他的兄弟。我请他转达我的良好祝愿，随后我走到稍微远一点的坡上的书店去，然后再到更远一点的雕塑公园去看看。
从那以后，我每次出门都要往前走一点，然后再回到旅馆这个避风港。我认识几个住在附近的人，但尽量避免与他们接触。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几天前刚采访过的人（他带我去看了波斯语版的《等待戈多》）。他看到我很吃惊，知道我打算不久就走，但我对他的问题置之不理。自我审查是专制政权最强大的武器之一，而我是同谋。
在伊朗万事皆有可能 德黑兰的剧目尤其多
尽管伊朗是个宗教信仰很强的国家，但德黑兰很可能是中东宗教信仰最不虔诚的首都。神职人员占据了新闻头条，在肥皂剧中扮演社区长者，但我从未在街上见过他们，除了在广告牌上。与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不同，人们几乎听不到祈祷的声音。修建新清真寺的活动一直很猖獗，但在周五涌向艺术画廊的人比参加宗教仪式的人还多。也许除了特拉维夫，我还没去过中东其他地方，那里的人嗜书如命的感觉像德黑兰人一样。一家书店的老板告诉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反乌托邦寓言《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特别受欢迎。
我对城市生活研究得越多，就越觉得它丰富多彩。我遇到了一个社交场常客，他在洛杉矶和巴黎都开过派对，但他说：“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伊朗”。这里的整容手术发展得非常成功，一位英国色情明星甚至选择在德黑兰做鼻子整形手术。
在伊朗的生活总是摇摆不定。万事皆有可能。虽然这里禁止酒精，但是送酒的外卖竟然比送披萨快。伊朗全国各地音乐厅的舞台都上悬挂着一幅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的画像，他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奠基人，他曾大声疾呼反对音乐。
自从我上次到访以来，这里的无遮挡生活空间越来越大。在家中安全的情况下，女性在网上聊天时通常会摘下头巾。黑暗的电影院大厅让执行纪律的道德警察得以喘息。在咖啡馆里，女人们懒洋洋地垂下她们的围巾。那些更无所顾忌的人干脆走在大街上时不再佩戴头巾，冒着坐牢的危险。而且，在阿亚图拉?霍梅尼谴责领带是英国帝国主义象征大约40年后，在领带的使用上却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逆转——交响乐团的指挥便戴上了一条鲜红色的领带。
许多限制都有其奇特之处。女演员不能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头发，但可以戴假发，让自己看起来很迷人。女性可以唱歌，但不能独唱。女性可以跳舞，但不能在公共场合。
我发现自己被首都生活的繁华吸引住了。德黑兰的剧目几乎和伦敦西区一样长，我如饥似渴地看完了。导演们善于找到规避审查的方法。我看过的相当多的戏剧和电影都是以监狱为背景的——对伊朗现状的评论——但背景都是基于过去的政权下。歌剧是禁忌，但有一天晚上，在前国王的红垫子歌剧院举行的一场演出，被宣传为库尔德民间音乐，其中还有威尔第（Verdi，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在一盏巨大的金光闪闪的吊灯下，观众们向这位在罗马和柏林都广受赞誉的伊朗歌手抛掷花束；她终于敢再唱一曲独唱了。
在这几个奇怪的星期里，我去看的最特别的演出是《音乐之声》。起初，我以为观众的热情证明了德黑兰对美国的渴望，但上世纪30年代奥地利的故事对今天的伊朗来说非常贴切。修道院看起来很奇怪，就像这个国家的宗教中心库姆的一所女子伊斯兰学校，观众们似乎被一位女性反叛者挑战沉闷气氛的场面所震撼。当她逃到山里去的时候，他们跟着一起唱，当她被良心的痛苦刺痛，不断返回时，他们就叹息。最后一幕出现了伊朗式的转折。在原著中，玛丽亚（Maria）和她的指挥官（指男主，他在剧中是一名指挥官）从纳粹手中逃了出来，获得了自由。相反，在这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舞台，就像无声的难民拖着破旧的手提箱，尖刻地提醒着那些逃离祖国的人的命运。剧中，这一大家子没有唱最后一首歌，而是由神职人员和希特勒青年团组成的胜利方阵唱了最后一首歌。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
我的案子陷入僵局 自己成为政治间的砝码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摆脱这些限制。我在德黑兰的第一周，政府就撤下了易卜生的《赫达·加布勒》（Hedda Gabler）——这是一部关于自杀的戏剧，这在伊斯兰教是被禁止的——和另一部关于贫困妇女被迫靠叫卖养活家人的戏剧。举办现场乐队表演的咖啡馆面临关闭的风险，直到他们付清罚款。在德黑兰众多的监控摄像头中，有一名没有戴头巾的妇女收到了警方的短信传票。但是道德警察开着崭新的绿白相间的面包车在镇上巡逻，似乎无法压制每一次挑战。
一天晚上，我无意中发现一群人在为小提琴家演奏的吉格舞鼓掌。他们在一对男性舞者周围围成一圈，这对男性舞者正在旋转，并挥动着他们的手腕。当公园的灯突然熄灭时，人们正在为他们加油。在这个城市，停电是罕见的，所以人们猜测，政府是在接到密报后才把电源插头拔掉的，或者是注意到了摄像头这边的人群。黑暗中爆发出嘘声。有人高喊“巴列维”，向早已去世的沙阿求救。一分钟后，发电机开始轰鸣。
虽然我的下午和晚上的时光变得更加愉快，但在大多数早晨，警卫都会盘问我，常常一问就是几个小时。这种盘问比先前更加非正式。他们会来酒店，请我喝咖啡，我们会在车流中穿行，而他们会调查我的一切，从我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看法到如何看待制裁，甚至还谈及了英国脱欧。
有时他们会问不出问题，于是谈话就开始朝另一个方向进行。医生向我吐露他很疲劳。他说，他每晚只睡一个小时：他既是一名情报官员，也是一名学者，还为报纸撰写专栏。
随着时间的推移，卫兵的来访越来越少，时间也越来越短。“你很想我，是不是？”当我打电话问阿里在哪里时，他开玩笑说。但我也有其他人打发时间：我的妻子和在伦敦的一个紧密的同事圈，他们通过WhatsApp和电话聊得越来越投入。起初，他们以为我过得很无聊，他们需要鼓舞我的士气。于是，一个人发给了我一份呼吸练习，另一个人想挑战我游泳和跑步的运动成绩。有时我讨厌他们的打扰。我觉得自己就像拿到了秘密花园的钥匙，却不断地被拉回来。我的同事们担心我的探险会带来危险。我发现他们的关注既让我感到安慰，又让我感到负担。我感到有压力要让他们觉得我是值得支持的，于是我努力让我的谈话充满活力，并传达我对即将回国的热情。
自由自在地奔跑于德黑兰中，是一种解放，这时没有人监督，也没有最后期限，或杂物事。当然，我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我代表政权监督自己，成为自己的狱卒和审查员，也意识到任何过失都可能带来可怕后果。有时，我试图打断与同事或亲戚交谈，因为我担心他们说的话会激怒逮捕我的人。我感觉到了数以百计的电子眼睛的存在。问候我的那些最友好的面孔可能是告密者。我不能离开伊朗。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你知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被抓住。但这就是德黑兰的方式。有些道路是开放的，有些是封闭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个俘虏。有人说这是阿亚图拉的大计划，目的是让人们保持警惕。
在我被囚禁的第十天晚上，医生微笑着来到我的旅馆。他们的调查结论是我确实是一名记者。下星期二我就可以离开了，5天以后。剩下的就是为我的出境签证做准备了。他希望我能回到这个国家，并保持联系。阿里让我给他发一张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所在的酋长球场（Emirates Stadium）的照片。所以，我能及时回家，赶上全家去露营度假，还能见到我父亲，他病得越来越重了。我会安慰我那些痛苦的同事。我终于能够承认我被宽恕的命运。如果一时兴起，我可能会被关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但当我问阿里伦敦的办公室是否应该帮我订机票时，他让我等着。我努力应对家人、同事和我自己的期望。我去买了礼物。我给妻子买了一枚手工制作的戒指——一根银色的荆棘分散在几根手指上；还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熟睡的女人，我有点怀疑政府会在我离开时扣下这幅画。
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我的回答对审讯很重要，革命卫队之所以扣留我，是因为他们对我的活动持有怀疑。在一个所有外国人——以及许多伊朗人，除非能证明清白，不然都会被视为间谍的体制下，我希望能让他们放心，并为更频繁地前往伊朗报道理清障碍。当我的出境签证并未能兑现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天真。我卷入到一场政治游戏，涉及公海油轮和国际外交，这远远超出了我对于事件的影响力。7月19日，在英国政府扣押一艘伊朗油轮两周后，伊朗人扣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油轮，理由是它违反了海事规则。
我本应该离开的日子来了又走了，医生也走了。虽然他是抓我的人，但对我来说，他也成了一个可靠的人物。没有他，我变得焦躁不安。负责处理我问题的人沉默不语，我的案子似乎陷入了僵局。接着，几周过去了。
审问变得更加正式 我觉得有人在利用我
8月15日，英国政府释放了伊朗船只。但警卫们还在继续深入挖掘着线索。尽管这艘伊朗油轮再次航行，但它无法卸载货物。在美国的压力下，地中海的港口一再拒绝它停靠。我担心要么是革命卫队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我的存在进行某种交易的谈判，要么是我正在成为伊朗政府内部竞争中的一个棋子。我目睹了这个国家的两个部门之间明显的紧张关系。我住的旅馆似乎对接待一个没有护照的过路人越来越紧张。一天晚上，他们试图把我赶出去，他们把灯都灭了，并把责任归咎于一个无法修复的电器故障上。第二天早上，警卫把我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路上，我们被两辆摩托车追着，在德黑兰北部的小巷里急转。最后，当我们驶进一个死胡同时，警卫们才把他们甩掉。
当我在另一家酒店安顿下来后，阿里再次面对一群不那么老练的审讯者，他们也来自革命卫队；其中包括第一个拘留我的矮个子。审问变得更正式，也更具威胁性。我没有坐在阿里那辆满是灰尘的车里开会，而是被叫到市中心革命广场附近的一栋小公寓里。
一个新的审讯者——像个癞蛤蟆一样，穿着皮衣——他告诉我，警卫发现我的笔记本电脑里有涉嫌犯罪的材料，内容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他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我和政府走狗有关走私圈的对话，还涉及伊朗高级官员的后代。他说，这证明我已经越过了从记者到间谍的界限。他们正在重审此案。
阿里的笑容消失了。他给上司传纸条或在其耳边耳语的动作令我不安。新的审讯者要求我提供一名伊朗记者的信息，他在我的电脑上找到了这名记者的名字，并指控我贿赂了他。在他看来，他发现的有关伊朗不断流失的人才的记录，证实了我在试图破坏伊朗的国家士气。他问我想把谁招安。他再次提出要以间谍罪在法庭上审问我的可能。
一天，我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看到报纸上说，伊朗以间谍罪判处一名在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工作的伊朗人10年监禁。该政权打算让英国为扣押其船只付出沉重代价。随着围绕油轮货物的对峙加剧，我觉得有人在利用我，通过警卫给我的电话，把他们炫耀武力的行为转播回伦敦。特别的是，我既成了人质，又成了中间人。
迎来穆哈兰姆月 看到阿舒拉节的纪念活动
尽管在伊朗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s）看手下过了一个月，但是我意识到，我对他们捍卫的世界观知之甚少。我甚至不确定我遇到的那些人有多虔诚。当我们开车在城里兜风时，阿里谈起了他的学生时代、他的家庭和他对英国足球的热爱。意识形态很少出现。在邪恶势力设定的范围内，德黑兰的主流文化是公然的世俗文化。伊朗称自己为神权国家，但宗教令人沮丧地难以定位，真正的宗教似乎被边缘化了，就像少数人一样。
随着8月结束，我终于看到了流行宗教大规模涌入大街上。伊斯兰历的第一个月——穆哈兰姆月即将到来。在这个时候，人们会怀念穆罕默德的孙子侯赛因?伊本?阿里（Hussein Ibn Ali）之死。纪念活动在阿舒拉节达到高潮，这天是该月的第十天，也是侯赛因被处死的日子。对于统治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仪式。市政工作人员在道路上挂满了旗帜和彩旗，并在城市各处竖起了数百个舞台，以重现这场悲剧。
在穆哈兰姆月的第一天，整个城市一片肃穆的寂静。我顺着声音走下一条铺着黑布、挂着在伊朗战争中牺牲的年轻烈士照片的通道，然后走下几级台阶，进入一个挂着黑旗、被一个红色灯泡照亮的空间。人们盘腿坐着，或跪着，以半圆形的方式围绕着一个小台子，首席悼念者对着麦克风有节奏地吟诵着悼词。他们开始用一只拳头轻轻地敲打胸膛，然后是用两只拳头更有力地敲打，因为首席哀悼者的声音越来越大，节奏也越来越快：“啊，你，马图姆（mathloum），你，受压迫的人。” 他开始呼吸急促。一些哀悼者脱去了衣服，只露出了腰部。他们摇了摇头，用双手拍着脑袋。哀悼者一遍又一遍催眠式地呼喊着侯赛因的名字：“Husseyei, eeyei, eeyein”，同时伴随着一段像是鞭笞锁链的录音。最后，故事到了阿訇被杀的那一刻。接着灯亮了起来，结束了他们的遐想。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涌上街头，情绪终被释放。
虽然有政府授权的十二个什叶派教士会堂（Husseiniyas），但这里不是其中之一。我原以为与会者都是狂热分子，但后来我发现，他们都是电脑程序员、互联网营销人员和实习律师。有些人在活动前一晚还在外面开派对。
在穆哈兰姆月的十个夜晚里，这些激情的演出越来越热烈。即使是那个教我波斯语、无礼的男人也说穆哈兰姆月是他看到的唯一一个宗教场合。街道两旁都是卖茶和卖枣的摊位，摆着用被斩首的玩具士兵制作的悲惨战场图案。就在这时，我看到一只准备用于祭祀的骆驼。这些仪式中有许多是根据古老的民间传说而不是穆斯林的习俗，类似于西方的复活节庆祝活动。从一开始，教权政权就试图净化伊朗的非伊斯兰分子，但失败了。
在组成老德黑兰的蜂窝小巷中，我参观了一个挂着黑色床单的旧车库，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什叶派教士会堂，超出了政府的权限范围。哀悼者在祈祷时又啜泣起来。后来，我留下来喝着甜柠檬茶聊天。一位40岁的项目经理告诉我：“在这里，你能感受到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他说，他已经不去政府建立的清真寺了。像我遇到的其他一些虔诚的伊朗人一样，他担心政治玷污了他们的宗教。
我来到了伊朗犹太社区 去了犹太洁食餐厅吃饭
一天清晨，我去听阿里雷扎?帕纳希安（Alireza Panahian）演讲，他被认为是革命卫队的精神领袖。他以对自由主义者和公务员（他们通常把胡须挂得干干净净）的清晰、直接和苛刻的观点而闻名：2009年，他曾呼吁淘汰在总统选举中与强硬派内贾德竞争的候选人。
早上7时30分，他开始在一个现代化的什叶派教士会堂布道，我来晚了。这所教士会堂有7层楼高，混凝土结构高耸在老德黑兰上空。巨大的会场里已经坐满了人。帕纳希安在一个巨大的枝形吊灯下，坐在一个铺着垫子的柚木宝座上讲道，而他的追随者们则挤在他周围的地板上。他散发出很大的力量，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他只是念着电话簿，他的弟子们仍会哭泣。“你是神的仆人呢，还是人的仆人呢？”他扫视着人群提出疑问。“在西方化的暴政和上帝之间做出选择。”他离开后，一个穿黑斗牛士的女人把我拉到一边。我下定决心要发表一篇意识形态的长篇大论。相反，她拿着一塑料袋面包和一塑料盒豆子，那是什叶派教士会堂在布道后分发的。“这就是我们来的原因，”她说。“如果你问布道的内容，没有人能告诉你。如果你问他们早餐里有什么，他们都会记得的。”
我一直和伦敦有联系，这让我感觉我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我不断质疑自己，这种才出现的扭曲感让我震惊，我需要安慰。尽管审问我的阿里曾多次表示，我可以自由地参观德黑兰的犹太教堂。但我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陷阱。伊朗人甚至可能认为我是以色列间谍。我在伦敦的同事间接但明确地警告我，不要探索德黑兰的犹太人社区。但我还是被这吸引住了。
我母亲家有一半人来自亚历山大犹太社区，他们是富裕的棉花商人，另一半人是19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历史包含着一个断裂的过程，这个过程让现代中东民众变得十分易怒，这也让我在大学里选择学习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试图克服过去的混乱，不过这么做却是徒劳的。
每当我在这个地区的时候，我都努力挤出时间去寻找那个失落的多元世界的遗迹。然而在德黑兰，我犹豫了。我花了几个小时在巴勒斯坦街的南部，仔细研究着眼镜，那里几乎每家商店都有配镜师。这是一个有很多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当我游览的时候，我在想沿着街道的哪一堵高墙里能隐藏着一个犹太教堂。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我被囚禁大约5周后，我从巴勒斯坦街走回我的旅馆。暮色已转为黄昏。我看见三个戴着黑色毡帽的人在一条长凳旁谈话。在约旦河和孟买之间的任何地方，我都没见过犹太人如此公开地展示他们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宿敌国家——伊朗。
横过马路的铁门半开着。我透过缝隙往里看。我走上大楼的台阶，走进一个用希伯来文装饰的大厅。我能看到祷告者用的讲台，还有装着律法书的约柜。人们怀疑地看着我鼓鼓囊囊的口袋。在他们看来，我要么是个坏犹太人，要么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他们说着希伯来语的问候语，我回答他们的时候，就像说密码一样。他们邀请我参加第二天的晨祷，只要我不带来任何东西。
我并没有去。我的波斯语课一直上到下午一时。我仍然担心最后我的结果。我继续寻找一副新眼镜，却发现自己走到街对面另一扇开着的门前。我爬了两层楼梯，经过一个巨大的彩绘烛台，进入另一个犹太教堂。一位拉比（犹太人的学者）正在对全是男性的听众讲话。我向前走。一个留着和阿亚图拉一样长的浓密胡子的男人，带着甜瓜、蛋糕，微笑缓步走来。他介绍自己叫丹尼尔（Daniel）。
在接下来的3个星期里，丹尼尔欢迎我来到穆斯林世界最大、最具活力的犹太社区。自从阿亚图拉推翻了伊朗国王以来，伊朗的犹太人口已经从8万减少到这个数字的1/10了。阿亚图拉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剩余犹太人的安全，但他们也没收了一些他们的财产，特别是那些已经离开这个国家的人的财产。伊朗犹太人与伊朗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起起伏伏，他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似乎与这个社区相处得更融洽了。
伊朗有22个用于宗教仪式的浸礼池。在德黑兰活跃的十几个犹太教堂中，很多都很大，并挤满了做礼拜的人。他告诉我，丹尼尔做礼拜的那个犹太教堂每天举行四次不同的晨祷，好像是在鼓励我报名。
德黑兰南部有一家犹太咖啡馆、两家犹太洁食餐厅和一家由犹太社区资助的妇产医院，那里出生的犹太人不到5%。一个犹太人的体育中心也在建设中。丹尼尔经常在早上给我发短信，看看我是不是来参加晨祷，然后再看看我是不是还会参加晚祷。他会邀请我去我们相识的犹太教堂地下室里的一家犹太洁食餐厅吃饭。那里波斯话的问候中夹杂着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Shalom bashid（祝你平安健康）”。
犹太社区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我在这里有种超现实感
接下来的两周，附近的犹太教堂举办了6场婚礼，我参加了其中一场。女人们的衣服上点缀着闪闪发光的亮片和高耸的细高跟鞋，在男人们间光彩耀人。现场几乎看不见谁带着面纱。每张桌子上都有几个透明的塑料瓶，里面装着一种类似杜松子酒的烈酒。婚礼开始后，大厅变成了迪斯科舞厅。年轻人和老年人夹杂说着波斯语和希伯来语。闪光灯狂闪，烟花绽放。伊斯兰共和国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这个社区知道如何保护自己。2008年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仍然在犹太委员会的英语网站上受到谴责。每个犹太教堂里的装饰都有犹太人的标志，只有高高的外墙没有装饰，门也关着，甚至在安息日也是如此。丹尼尔和他的儿子们会戴着无边便帽走回家，但他们眼睛盯着地面，避免与陌生人接触。
虽然社区，甚至是一些家庭给我的感觉，增加了我被囚禁的超现实感，但也让我感到安慰。非常巧合的是，第一次的selichot祈祷仪式，即忏悔祈祷，开始于穆哈兰月，这个充满庄严感月份的第一天，忏悔者会在节日来临前一个月开始背诵祷文。凌晨1时，伊朗最大的犹太教堂仍然挤满了不少家庭。凌晨2时，会众为以色列和它的民众祈祷。集体的捶胸动作比什叶派教士会堂更温和，但比西方的会众更热烈。妇女们走到约柜前，亲吻绘有烛台和六芒星形的伊斯法哈尼瓷砖，就像什叶派朝圣者在他们的神殿里一样。人们在外面的街上转来转去聊天。我当时一定是满怀信心地背诵了我的宽恕祈祷。丹尼尔笑着站在我旁边，好像他知道自己赢了。
我逐渐丧失新鲜感 但签证依旧难以办理
当阿里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要在德黑兰上城的瓦纳克广场与他见面时，我已经被囚禁了大约6个星期。他坐在车里，和以前一样迟到了，接着开车带我去了公园。这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我们朝连接德黑兰北部两座小山的步行桥走去，他道了歉。他说，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卫兵们知道我父亲病了。当然，他想让我见见我的家人。但他的上司仍然对我心存疑虑，他说。尽管他希望能说服他们，但他强烈怀疑文书工作是否能很快得到解决。
阿里只是在工作罢了。我早该知道，不该感到受骗。不过，随着8月变成9月，我的看法开始转变。我对伊朗的兴趣第一次减弱了。咖啡馆似乎都一样。我几乎参观了所有的博物馆。当一所大学因为我拿不出护照而拒绝我上波斯语课时，警卫们也帮不上什么忙。我错过了妻子和我为儿子9岁生日精心准备的聚会。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躲在房间里，晚上独自一人。
我的情绪随着每天早上伊朗报纸的头条而波动。“扎里夫在给约翰逊的信中说：伊朗不寻求对抗。”闻罢，我才会觉得这是美好的一天。但如果看到“议会采取行动从英国收回石油收入”，便让我感到沮丧。
在公园里散步显然没有解决问题。不久之后，阿里打电话把我叫回革命广场南边的审讯室，就在我要进去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阿里发来信息：“不要进去。“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说明。
三天后，也就是9月4日，当我在酒店吃早餐时，我收到了另一条来自阿里的短信，他告诉我，我的出境签证在市中心的外国移民局。“马上去找阿鲁比上校。”他说。
“但我的护照呢？”我问道。
“在旅馆里。”他回答道，好像这是明摆着的。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索要我的文件。现在，我每天早上都去见接待员。他消失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然后拿着一本熟悉的、破旧的红色护照走了出来，护照太旧了，以至于你再也看不清护照正面的“大不列颠”字样。他把护照递了过去。也许护照一直都放在那里。
移民办公室里挤满了在玻璃柜台前排队办理手续的人。我对对方表示，要找阿鲁比上校，于是我被领进一间办公室。上校坚持认为必须遵守程序。他想签发出境签证，但由于我已经逾期逗留，他需要获得那些赞助我报道行程的人的批准。他似乎不知道我这次漫长的访问是由于革命卫队延期了，也对此不以为然。
“但是官方已经同意我离开了。”我坚持到。
“哪个官方说的？”他反问道。我给阿里打电话时，没有人接。看守们似乎不愿承认他们曾扣留过我。当时是上午11时，签证办公室将在3小时后关闭。“如果你今天想要的话，最好赶快去找你的担保人。”上校建议道。
我正式的赞助商是负责审查外国记者签证的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slamic Guidance）。我打了辆出租车穿过市区去他的办公室。正当我要进入外国媒体部门时，阿里打来电话。“请等一下，”他说。他显然不想让我去和一个与
警卫权力中心对立的部门打交道。我坐在外面的街上。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最后，阿里打电话回来，吩咐我返回移民局。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仍然不敢相信一切是真的
彼时，几乎是下午2时了。我完成了文书工作，人事主管从他桌子上的玻璃碗里拿出茶、饼干和巧克力给我。我谢绝了，并把护照交给他，以便他继续办理手续。但他很健谈，似乎并不着急。那天离开的可能性正在慢慢减少。
他接了个电话就离开了办公室。几分钟后，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进来了，介绍自己是另一个情报部门的官员。他们对我所遇到的困难进行了大量的道歉，并把给我带来的不便归咎于警卫。他们希望我获得了很好的对待，并对警卫让我自付住宿费表示愤怒。他们向我保证，他们已经努力工作了几个星期来解决问题。他们说，我的磨难结束了。但他们能否先问几个问题。
经过40分钟的审问，他们便消失了。十分钟后，他们带着尴尬的微笑回来了。有一件棘手的事需要解决。由于签证过期，我需要支付400万托曼（约合200美元）的罚款。
他们说：“当然，应该由警卫买单，因为延误是他们造成的。”
我打电话给阿里，让他付清罚款。
“没门，”他回答。“非得收吗？”
情报官员再次道歉，但仍然坚持。他们不能为警卫的失误买单。
“我来处理吧。”我说道。
但我没钱了。伊朗的银行即将在周末关闭，这样伦敦就没人能给我寄钱了。因为缺少200美元，我的离开可能会推迟，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请求官员签发签证，并保证，两个小时内我就能弄来这笔钱。他们犹豫了一下，然后让步了。当签证最终被签发时，我的出境签证被弄得很脏。不过，我还是设法弄清楚了，自己还有三天时间。
我伦敦办公室几天前汇来的钱及时到了。我找到了一个兑换货币的人，他答应第二天把所需的资金转给移民警察。然后我去旅馆拿我的包付帐。这天是阿舒拉节前最重要的一晚——穆哈拉姆月的第5天。我望着窗外，思念着我错过的游行队伍。
在机场，我把机票和护照都忘在服务台了。也许我在潜意识里试图拖延那不可避免的事情。阿里在安检的另一边等着我，他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上，面带微笑。他告诉我，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并向我道歉。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回德黑兰。“我希望如此，”他说。他告诉我不要忘记阿森纳的照片。“希望我们很快再见面，如果不是在伊朗，那就是在欧洲或伊拉克。”
“来看一场阿森纳的比赛吧。”我尽可能深情地说。我们握了握手。他甚至可能在离开之前碰了碰我的肩膀。然后我想起了我的笔记本，追了过去。他答应归还。当他再次准备出发时，我想起了我的Kindle，又一次冲了出去。我真的觉得离开他很难吗？我们第三次握了握手。
这次我看着他彻底离开了。在候机室里，我独自听着商人们讨论机场商店里的普通商品。我扫视了一下楼上，想找到我第一次被捕时被关在里面的那间带玻璃板的办公室，但我找不到了。我想知道之前那名医生是否在往下看。这架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 Airways）的航班就像7周前一样停在停机坪上。但这一次，我终于能走上通往飞机的旋梯。我拿出护照和机票，登上飞机。
空姐把我领到座位上。我不知道我的经历是否体现在脸上，但结果是，我的办公室给我买了一张商务舱机票，显然，这是标准的待遇。飞机的门似乎关好久才关上，我期待着阿里和他的警卫同事一起走上舷梯，微笑着说他还有几个问题要问。甚至当飞机开始滑行时，我看向窗外，以确定他的车没有让飞机停下来。直到我座位后面屏幕上的飞行地图显示飞机正离开伊朗领空时，我才开始正常呼吸。空姐端着一杯香槟出现了。我通过Wi-Fi发送了一张庆祝自拍，向办公室致敬。接着，我收到了一张回复照片。伦敦的编辑们也为我的安全获释干杯。
回国后，我按德黑兰时间过了几个星期。我会在凌晨4时醒来，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写作，因为不用担心会给别人留下蛛丝马迹，所以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着实是松了口气。情报部门官员不断打电话询问200美元的转账情况，最后他们收到了这笔钱。但却没有阿里的音信。他并未把我的笔记本放在大使馆。而我也没有发阿森纳的照片。
我妻子向少数几个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讲述了她夏天的痛苦。就我而言，如果要我表现出被囚禁时的恐惧，却是一种压力。一个朋友不停地打电话给我，说我是“受了创伤的人质”。但我没有那种感觉。我只是想分享我有关德黑兰的照片：那些音乐、婚礼和温暖快乐的夜晚。
作者更正：文章此前称在伊朗的大街上，一个不戴面纱的女人可能会面临10年的牢狱之灾。事实上，实际的惩罚可能会轻一些。抱歉。
原文来自《经济学人》旗下双月刊杂志《1843》，作者：Nicolas Pelham，译者：申忻，授权发布。英文原文请见《1843》官网 www.1843magazine.com
（编辑：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