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企业已经渗透到反主流文化之中，那么反之亦然。Google、Apple、Facebook、Nike、Procter＆Gamble和General Motors等企业都提供“正念训练”（mindfulness），这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指的是一些受东方文化启发的训练，旨在帮助人专注于“此时此地”。（图片来源：《经济学人》）
距离嬉皮士运动大爆发的那个“爱之夏”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如今，大麻成了大生意，“正念训练”也成为职场人的日常。本文作者纳特·塞格尼特（Nat Segnit）发出疑问：一场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运动，为何如今却逐渐被资本“招安”？
布莱恩（Brian）正在向一位年轻的亚裔美国女性讲述自己来这里参加的5天研修班的主题。他说：“这个主题叫‘生物破解亲密语言’。”
“嗯哼。”亚裔姑娘说。说话时，她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漂浮在海上的海藻森林，而不是布莱恩身上。布莱恩继续说了下去。他说，他格外欣赏这个研修班的原因是，他能够在那里谈论他在工作中无法谈论的事情，扩展人脉等。“你知道，这样真的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亚裔姑娘露出了一种很明朗、却并未到达眼底的笑容，这是加州人在即将表达不同意见时的常见表情。“我觉得，我可以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建立人脉关系。”
布莱恩安静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甚至感人的美国式求偶仪式：轮廓鲜明的年轻人，和他祖父当年追求女性时一样态度谦恭。年轻女子完全掌握着主动权，仍然没有被他打动。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双方现在都是赤身裸体——这名女子不仅赤身裸体，而且从水中站了起来，大方地面对布莱恩和凉爽拂面的太平洋微风。
我们现在身处一个悬崖边上的户外硫磺温泉中，温泉属于伊莎兰学院（Esalen Institute），一家位于加州大苏尔（Big Sur）海岸的精神修养中心。在这里，赤裸相待是司空见惯的事，就像在自然主义者的营地里一样，几乎不带色情意味。同样，我也像颗醋栗一样全身赤裸地泡在浴缸里，极力表现出轻松自在的神态，尽量不去看布莱恩的大腿。
曾经的嬉皮士圣地 如今成了硅谷疗养院？
们相信，在崎岖又美丽的加利福尼亚中部沿海，温泉被用于仪式或治疗的用途至少已有6000年的历史。大约6000年前，一个叫伊塞兰（Esselen）的印第安部落从现在的旧金山湾区（Bay Area）向南迁移，在水流交汇处发现了一个供奉和埋葬死者的合适场所。1962年，一个叫“邦妮”·麦克唐纳·墨菲（“Bunnie” MacDonald Murphy）的地主同意将地产（当时是旧金山男同性恋者经常光顾的度假村）出租给她的孙子迈克尔·墨菲（Michael Murphy）。迈克尔和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毕业生迪克·普赖斯（Dick Price）一起在此创立了伊莎兰学院，作为新的“人类潜力运动”中心。学院的命名灵感，正来自伊赛兰部落。他们的想法是在这里举行一系列温和反主流文化的研修班和“体验课程”。
但温和是短暂的。1963年，精神分析学家弗里茨·佩尔斯（Fritz Perls）来到伊莎兰学院。佩尔斯生于德国，因其大胆且经常造成痛苦的集体疗法而臭名昭著。在伊莎兰学院，他开始逐个拆解研究对象。学院渐渐以毒品、裸体沐浴和性自由而闻名。大批嬉皮士从旧金山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并服下了大量迷幻药。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专程坐直升机来到这里，参加印度演奏家拉维·香卡（Ravi Shankar）的锡塔琴课程。好莱坞女星莎朗·泰特（Sharon Tate）被谋杀的前一天也在这里（电影《好莱坞往事》就以她的被杀为故事原型）。伊莎兰学院是嬉皮士的试验场，是反主流文化的关注焦点，充满致幻剂、东方神秘主义和自我实现。它是无宗教信仰者的主教堂。
因此，在伊莎兰学院里见到布莱恩这样的人，似乎不太可能。布莱恩是一名财务顾问，来自加州北部的尤巴市（Yuba City），头发整齐，喜欢穿J.Crew牌样式的开领衬衫。他看起来像是你会在运动酒吧或机场贵宾休息室里遇到的人，大部分闲暇时间都在乡村俱乐部里打高尔夫球。然而，如今的伊莎兰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近年来，伊莎兰学院被控诉“自我出卖”，背叛了它之前的反主流文化原则。当该学院在2017年任命前Google产品经理为执行董事时，更为这一控诉增添了新的佐证。
这位执行董事就是本·陶伯（Ben Tauber），曾参与过多款社交产品，包括Hangouts、Chat和命运多舛的Google+。在他上任之后，伊莎兰的项目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精神领域转向数字化：如今的研修班主题包括“有意识的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与加密货币”。这引起了一种怀疑，即伊莎兰已成为硅谷的治疗机构，科技企业的静修之地，连停车场里都安装了特斯拉充电桩，动摇了其“反主流文化”的根基。在这里预订一间带红木露台、猫爪浴缸和开放式壁炉的私人套房，度过一个周末，可能需要3000美元。如果待上一周，开销将近7000美元。
如果说美国企业已经渗透到反主流文化之中，那么反之亦然。Google、Apple、Facebook、Nike、Procter＆Gamble和General Motors等企业都提供“正念训练”（mindfulness），这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指的是一些受东方文化启发的训练，旨在帮助人专注于“此时此地”。位于圣何塞的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总部员工就可以到“生命连接”健康中心参加训练，专注于健康的“四大支柱”——身体、思想、精神和心脏。思科公司负责全球员工福利的高级综合健康经理凯特琳·约翰逊（Katelyn Johnson）的工作目标，就是培养身心健康的“企业运动员”。在美国医疗保险业巨头安泰公司（Aetna）的5万名员工中，有1/4以上至少参加过一次公司内部的“正念”课程。据该公司称，参与者每周的工作效率平均提高了62分钟，每名员工每年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提高了约3000美元。继开放式办公室、乒乓球桌和无需穿正装上班之后，“正念训练”成了风靡全球的又一硅谷特产。这里曾经是静修中心的领地，如今已成为一种可靠的商业实践：一种投资回报率可观的“神秘主义”。
我来伊莎兰，是为了反思一个明显的悖论：资本对反主流文化的逐渐吸收。在硫磺温泉里泡了几个小时后，我再次遇见布莱恩。他倚靠在主建筑外面的栏杆上，望向高处的树木，望向融为一体的漆黑大海和天空，似乎很满足。“在我的乡村俱乐部里，我是唯一一个问汤里是否含麸质的人，”他说，“我想我在某些方面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在这里，我感觉这就是我的‘部落’，你明白吗？”
反主流文化与科技企业 其实早有亲缘关系
如果你想了解一场旨在削弱美国企业的运动最终是如何被“招安”的，那么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布兰德是前陆军伞兵，也是一名摄影师，早年经常造访伊莎兰学院。在《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一书中，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讲述了一群自称为“快活的恶作剧者”的嬉皮士们乘坐以酸性饮料为燃料的巴士穿越整个美国的故事，布兰德就在其中，他光着膀子，“裸露的皮肤上戴着一条印第安珠饰领带，身披一件白色的屠夫外套，上面别着瑞典国王颁发的勋章”。
布兰德是“回归土地运动”的关键人物，现代环保主义的先驱。他拒绝主流、军国主义、等级森严的美国，而倾向于在像伊莎兰学院这样的地方实行简单、农业、非等级制的共产主义。1968年，布兰德出版了第一期《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一本嬉皮士杂志、邮购目录和“给男孩的危险读物”。第一期里，有关于日式房屋建造和可拉伸结构的文章，种蘑菇和养蜂指南，以及从冥想垫、鹿皮鞋到Hewlett-Packard 9100A计算机（一种“超级查询机”）等各种产品的评测。这本《全球目录》一共63页，由文字、图表、表格和摄影图像组成，传达了这样一种主张：只要正确利用，技术可以解放人类。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称其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圣经之一……有点像平装书版本的Google，比Google的出现早了35年”。
《全球目录》的办公室设在门洛公园市（Menlo Park）。这里也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的所在地，这是一群DIY电子产品爱好者，创始人称赞《全球目录》激发了他们自给自足的精神，以及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交流。1976年，在一次俱乐部会议上，害羞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乔布斯同为苹果创始人）大胆公布了自己的Apple I计算机原型。这个俱乐部是一个开放的论坛，有点像技术乌托邦，与嬉皮士们一样信奉平等主义、社区精神和“无门第”观念。摆脱了官僚主义的束缚，门洛公园的自由主义者们就可以追求他们的乌托邦梦想，改变世界。
因此，反主流文化与当代企业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矛盾。布兰德和他的同伴们对社群主义的信仰，直接转化为如今硅谷企业的特点——不拘礼节和扁平化组织。不过，反主流文化始终是中产阶级里的现象。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曾在伊莎兰学院任教，他可能是对学院创始人影响最大的学者。马斯洛在他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出，只有在满足“食物、水、温暖和休息”的基本需求时，人类的自我实现才有可能。因此，大部分嬉皮士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白人，战后经济繁荣的受益者，有闲暇时间沉迷于致幻剂和雕琢灵魂。沃尔夫在《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中写道：“伊莎兰学院是这样的地方——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年人在夏天来这里，试图摆脱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微微摆动他们的臀部。”
来自佛教的冥想方式 被嬉皮士们吸收利用
我盖着毛毯躺在柔软的棉绒垫子上，一位叫“天神”（Deva）的治疗师正摆弄着她的音叉、水晶钟碗，还有“丁夏”（又称碰铃，一种藏族打击乐器）——冥想老师们用它来示意课程结束。这个房间位于伊莎兰学院主楼的楼上，名为赫胥黎（Huxley），是为了纪念曾在此授课的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房间看上去像个豪华的谷仓，这里的“知觉之门”（译者注：赫胥黎一部作品的名字，作者此处为双关语）是手工定制的。我和其他40位客人一起俯卧在地板上，正在经历一场“神圣的声音之旅”，走向一种纯粹的知觉合一的状态。根据我的理解，这个理论是，压力和焦虑导致我们的细胞以欠佳的频率振动，而钟碗和其他乐器的声音能使它们恢复到和谐的振动频率。
事实上，这有点像试着在洗衣机上睡觉。当“天神”敲击乐器时，你会感到自己的脸颊开始颤动。课程的目的是将声音作为一种冥想对象，一种足够可靠的注意力落脚点，可以让你脑海中的待办事项清单、萌芽中的渴望和大量精神碎片都消失。但是我发现，这些垫子和熏香有点太让人放松了，我渐渐睡着了，直到丁夏的声音响起。大家都坐起身来，做着莲花坐式瑜伽动作，分享我们的意识。在我对面的男人微笑着说：“在我所生活的世界中，一切都很美味。”
从一开始，冥想就是伊莎兰学院课程的一部分。上世纪50年代，当联合创始人之一迪克·普莱斯还在美国空军服役时，他就接触到了“内观”（Vipassana），一种强调对当下的清晰认知的佛教冥想方式。这种冥想方式抛开了上帝，让那些对基督教的种种限制感到厌烦的美国年轻人感到一种解脱。
与此同时，在美国东海岸，一些人带回了他们在缅甸、印度和泰国旅行时学到的佛法知识，并将其应用到后来的“内观运动”中。内观运动是他们根据美国人的口味，对传统的佛教实践进行调整而产生的，这样做的目的是淡化宗教形式，比如经文的诵读，只保留冥想的元素。
乔恩·卡巴特-津恩（Jon Kabat-Zinn）则更进一步。196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时，他去听了一位在美国出生的禅宗佛教老师关于冥想的演讲。之后的10年里，他对此越来越感兴趣。如果冥想能激发人对身体和精神更清醒的认识，那么它对慢性疼痛和抑郁症等难以治疗的病症会有什么影响呢？卡巴特-津恩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架起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在他所处的学术圈里，用宗教方法来解决医学问题，是会让人笑掉大牙的行为。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去掉宗教的部分。1979年，他开发了一种名为“正念减压法”（MBSR）的方法，将哈他瑜伽（hatha yoga）的元素与佛教的正念冥想结合起来，但去掉了它们的宗教象征。
正是这关键的一步，让原本小众的理念从此走向大众化。卸下宗教的“担子”之后，正念疗法成了科学研究的合适对象。数百项随机对照试验表明，“正念减压法”和相关方法在降低皮质醇（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改善记忆力和视觉空间感知力、减轻抑郁、提高注意力等方面是有效的。正念疗法赢得了学术界的肯定，成了唯物主义者的灵丹妙药。如今，“正念减压法”和相关治疗方案已经被纳入多国的卫生保健系统。2004年，英国国家临床卓越研究所（该机构为NHS的所有新药和治疗方法提供指导）批准，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可以用于治疗有抑郁症复发风险的人。
正念减压法 解救“工作狂”硅谷人
不久之后，大型企业也开始意识到正念的价值。2007年，新加坡裔软件工程师、Google元老级员工陈一鸣（Chade-Meng Tan）与人合作创立了“探索内在的自己”（Search Inside Yourself）项目。这是一项正念训练项目，旨在帮助他的同事们提高专注力、应对工作压力。在为期两天半的集中训练或强度较低的七周时间里，员工们接受了专注力、自我认知和同理心方面的培训，培训方法来自正念疗法和组织心理学。对于一个以工程师为主、容易出现社交恐惧症和过度劳累的群体而言，这是一个关于情商的速成班。之后，该项目被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即“正念领导力学院”，向全球的企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宣传“正念”。卡罗琳娜·拉索（Carolina Lasso）是该组织的旧金山市场总监。对她而言，与其说正念是一种从压力重重的工作环境中逃脱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更有效地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工具。
“正念是发展其他技能的基础，”她告诉我，“比如情商、富有同理心的领导力等。”这对其他企业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正念训练提供了一种相对“便宜”的方法来减少员工的工作压力和焦虑，从而提高员工的留职率和工作效率。批评者会说，正念训练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鼓励人往“内向”发展：它让员工保持安静，更愿意接受公司对他们时间和精力的不合理要求。无论如何，这种训练法先是在科技行业蔓延，然后扩展到其他行业。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国家商业健康集团（National Business Group on Health）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1/3的美国公司提供正念课程或培训，另有1/4的公司正在考虑引入这种课程。
“硅谷是一个富裕而紧张的环境，”思科公司的凯特琳·约翰逊说，“这里的节奏非常快，因此我们需要正念冥想来帮助我们在职场生存。坦白说，如果你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不能全力以赴地工作，你就很难创新，很难创造，很难以预期的速度前进。”她表示，自己在思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活在当下”。各种更新、电子邮件和iMessage带来了干扰，而这些让人注意力超载的工具恰恰都出自硅谷。“在当今这个时代，很难完全投入。”正念能够清理混乱的思绪，强制你专注于此时此地。
在伊莎兰学院的“佛园”里，我遇见了从事医疗保健信息工作的克丽丝塔·马丁（Krista Martin）。“要想体验这个美丽的地方，就要调动感官，”她说，“感受来自海洋的凉风，感受海浪拍击岩石的声音，感受浴缸里的热量。这是一个让你敞开心扉的感官空间。我意识到，自己之前没有太多时间体会这些。”这是一个完美的下午，阳光明媚，微风拂面，我和克丽斯塔坐在一张长凳上，身边整齐地种植着各种绿色蔬菜和药草。这个生态菜园的四周被大片精心照料（但照料得并不是很好）的草地环绕，在看不见的海岸线上方100英尺处，草地在一个栅栏前戛然而止。这种视觉效果虽然迷人，但也有点令人不适：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坪。克丽丝塔坦言，办公室里的她有一种“极端工作狂”倾向，在办公桌前工作到深夜，忽视自己的个人生活，行尸走肉般完成自己的职责。“我是这种人：一早去上班，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一点钟，而我还没吃东西，也忘了上厕所，只顾着工作。”现在，已经50岁出头的克丽丝塔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不要让生命悄无声息地流逝。
对于克丽丝塔这样的客人来说，她并不在乎如今的伊莎兰学院是否已偏离了当初的创立原则。前任CEO本·陶伯的继任者特里·吉尔贝（Terry Gilbey）对此表示赞同。“花400美元，你就能来伊莎兰度周末，”他告诉我，“当然，这个价格只能买到一个放睡袋的空间，但同样能享用这里的食物，参加这里的研修班，让身心得到休憩。”高端人群的住宿费用补贴了这些囊中羞涩的静修者，他们打地铺睡在会议室的地板上。正如吉尔贝所说，伊莎兰学院的使命一如既往：让客人有机会“放慢脚步，与外界切断联系……并与不同层次的人建立联系”，能够“在安静中打坐反思”。
“我觉得接下来的25年，也就是我人生的第三幕，可能会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克里丝塔说，“但前提是我真正专注于生活。”对她来说，伊莎兰学院的“体验性、感官性”特质刚好符合她的需求：对当下保持敏觉。“这不是学习新东西，也不是拓展你的思维，只是’做自己’而已。”
娱乐性大麻合法化 致幻剂从“地下”走上台面
上世纪60年代末，伊莎兰学院里的吸毒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连创始人都开始担心他们会失控。迷幻药和精神疗法有着悠久的共同历史。1962年9月出版的第一本伊莎兰目录上，就出现过“以药为引”的神秘主义研修班。创始人迪克·普莱斯自己就是嗜用迷幻药的人，提倡通过迷幻药来获得神秘体验。1967年，也就是所谓的“爱之夏”，大批嬉皮士的入驻带来了问题。大麻、仙人球毒碱、LSD致幻剂被大量服用，而且没有任何医疗方面的监督。“我们的峡谷满了——我的意思是爆满，”另一位创始人迈克尔·墨菲回忆道，“伊莎兰能挺过那段时间真是个奇迹。”
如今的峡谷则比较平静。思想的转变让“嗑药”变得体面起来。2019年初，伊莎兰学院主办了一场研讨会，主题是“迷幻剂是个人和社会变革的意识增强剂”。我在温泉中遇到的几个静修者都长期服用微剂量的LSD、裸盖菇素（“致幻蘑菇”的成分）和大麻。不过，伊莎兰学院的官方药物政策仍是明确的：严禁使用违禁药品。你在布莱恩的乡村俱乐部里发现有人嗑药嗑high的几率，和在这里的几率是一样的。
这反映了一种更广的趋势。2016年11月，加州将娱乐性大麻合法化。2018年1月开始，有许可证的店铺就可以销售大麻。大麻进入主流市场，引起了毒品文化的转变，至少那些使用（通常）非致瘾迷幻剂（如LSD和大麻）的人是有所转变的：从叛逆到负责任，从辍学到四处寻找当地提供全套服务的大麻药房。
卡斯特罗区（Castro）曾经是旧金山的同性恋激进主义中心，我去了那里一家名为“地下城”（Apothecarium）的大麻精品店。这家店的装修风格有点像古色古香的苹果商店：以低调的灰色和蓝色打造的开放空间，以黑白锦缎为背景展示重点商品，出自设计师之手的玻璃烟枪，还有一间“大麻图书馆”。这类新兴的休闲娱乐场所之间正在激烈竞争。
我面前是一份像餐馆菜单一样的目录，提供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选择:吸食方式（“鲜花”、“卷烟”、“电子烟”、“可食用”、“局部涂抹”)、数量和用途（“当你画画、做音乐、编程、写博客或打游戏时，请在某某品牌大麻产品中寻找灵感”）。在我的“大麻顾问”彼得（Peter）的指导下，我选择了一支能控制吸入剂量的电子烟。彼得说，烟里含有一种浓缩物，其中，四氢大麻酚（一种让人兴奋的化合物）和CBD（一种不会让人兴奋，但可以减轻疼痛和焦虑的化合物）的比例会达到一定的平衡，能让人在愉快的精神治疗体验和低风险的幻觉之间徘徊。我付了49美元，然后把这个精心包装的东西装进口袋，以备稍后享用。
在“地下城”以东15个街区外的教会区（Mission District），我参观了帕克斯实验室（Pax Labs）时髦的纯混凝土办公室。该公司前CEO巴拉特·瓦桑（Bharat Vasan）称之为“大麻空间”，他们把大麻生意与移动技术融合在一起。帕克斯的明星产品叫Era，一款造型简约的超轻电子烟，可拆卸的烟斗里能放大麻浓缩液，原理有点像雀巢Nespresso胶囊咖啡机。随烟附带的应用程序，让你可以用智能手机来控制剂量和蒸汽温度。
“在我们这个领域，温度非常重要，”瓦桑解释道。他之前创立过一家叫Basis的可穿戴运动设备公司，后来以1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英特尔公司。“大麻浓缩液在不同温度下挥发效果不同，”他说，“就像喝葡萄酒一样：杯子真的很重要。不同的电子烟温度相当于酒杯的温度。”他的目标是像苹果或特斯拉那样，打造一种“超级精致的体验”，在未来5年占领大约900亿美元的市场。他说，帕克斯实验室的最终目标是“让大麻成为一种有益的力量”。听他说了45分钟后，我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想在随便一个公园长椅上试试大麻了。
在圣马特奥（San Mateo）的铁路旁，我打开了在药店买的盒子，里面是一个闪亮的白色管子：一个看上去像是出自苹果首席设计师乔尼·艾夫（Jony Ive）之手的大麻烟管。“只供单次使用，”我仔细阅读着说明，“吸气，直到管子震动。”
我吸了一口。管子尖端发出蓝色的光。十字路口处开始叮当作响，一列巨大的双层加州火车（Caltrain）隆隆驶过，从旧金山驶向硅谷，那悲凉的鸣笛声让人想起一个更久远的美国。直到我开始神志不清，这支烟管仍没有震动。于是，我把它放回盒子里，走回我的Airbnb住处，深信自己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小蜘蛛从棕榈树里爬出来。
原文来自《经济学人》旗下双月刊杂志《1843》，作者：Nat Segnit，译者：汤林石，授权发布。英文原文请见《1843》官网 www.1843magazine.com
（编辑：白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