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连串不可预见的微小事件或“微偶然事件”的结果。不过，是什么东西支撑和驱动着这一连串事件呢？这位统计学家向大众解释了“不确定性”的作用。
“一系列偶然事件造成了我的存在：我的祖父在一战中多次死里逃生；我的母亲曾在中国南海被海盗俘虏，1937年冒着炮火从上海撤离；我的父亲在皇家空军服役时险些坠机，后来又差点死于肺结核。我的父母在二战中相识。1952年11月，一场寒流袭击了英国，他们住在一间几乎没有暖气的石头小屋里……不过，我还是顺利诞生在了这个世界上。”英国统计学家、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教授大卫·施皮格尔哈特在其新书《不确定性的艺术》前言中写道。
英国《观察家报》报道，2011年，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人类是“双模动物”，只具备两种思维模式。一种（他称之为“系统1”）是快速、本能和感性的。另一种（“系统2”）则速度较慢、更慎重、逻辑性较强。毫无疑问，第一种思维模式是在我们还是狩猎采集者的时候进化而来的，并且在当时的环境中对我们的生存大有裨益。第二种思维模式则是后来才出现的——当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确定性成为人类生存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这种思维模式是缓慢、费力、不常发生、追求逻辑、精于算计和有意识的思考。
施皮格尔哈特认为，不确定性与人类息息相关，但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人们并不会时刻意识到它的存在。因此，他写了一本关于人类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存的书。
在《不确定性的艺术》中，施皮格尔哈特指出，持续的不确定状态是人类生存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能是世俗的（“午餐吃什么？”），也可能是存在主义的（“未来一百年是否会发生灾难性的全球战争？”），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程度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比如，文化历史学家杰里·托纳指出，古罗马时代人类的预期寿命约为25岁，饥饿、寒冷、疾病和暴力都会夺走他们的生命。如今，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则大大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有些时期尤为动荡不安，因而可以被称为“不确定性时代”。例如，20世纪30年代，国际紧张局势长期加剧，最终导致了大规模战争。
左图为《不确定性的艺术》，右图为本书作者大卫·施皮格尔哈特。（图片来源：企鹅出版社/剑桥大学官网）
本书的目标读者包括：想要超越标准教学大纲的统计学学生；任何从事“风险”相关工作的人；想要了解如何有效沟通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的科学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专家’并希望评估专家可信度的普通民众”。
在施皮格尔哈特看来，不确定性是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正因如此，每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无论我们是在思考自己的生活，权衡别人的意见，还是进行科学研究”，我们的个人判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人对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也会有很大差异：面对不可预知的事物，有些人兴奋不已，有些人则因为焦虑而崩溃。
他认为，在应对不确定性时，卡尼曼所说的“系统1”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过度自信，忽略重要的背景信息，忽略证据的数量和质量，过多地受到问题提出方式的影响，过于关注罕见但戏剧性的事件，并压制怀疑”。《观察家报》书评作者约翰·诺顿觉得，这实际上是对当今部分社交媒体内容的一个很准确的描述，而发布这类内容的人唯一的思考方式就是妄下结论。
施皮格尔哈特还记录了自己进行的一些趣味实验。例如，在撰写“概率游戏”的历史时，他追溯了人类用羊拐骨赌博的时代。然后，他去本地的屠夫那里买了一只羊腿，并要求保留踝关节——羊拐骨。这种骨头有点像色子，只不过抛起后仅有4个面可以着陆。然后他开始抛骨头，在抛了200次之后，他把统计结果列成了表格。
他还设想了一个问题：一群猴子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创作”出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了一个猴子模拟器程序，并让它运行了好多天。经过1.13亿次的虚拟猴子敲击键盘（相当于50只猴子每秒敲击一个字符，大约需要26天），这些猿猴能达到的最好结果是“we lover”，这句台词出现在《爱的徒劳》第二幕第一场中。
除了这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数据，他也展示了如何用简单的算术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险进行排序。最后，他展望了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国际局势不稳定以及一系列威胁与机遇并存的未来。
《观察家报》书评指出，大多数人（包括媒体记者）对概率、机会和风险一无所知。大众媒体总是对一些小概率的风险（例如乘飞机旅行）制造不必要的恐慌，而忽视了真正的、概率更大的风险（例如开车上班）。人们被反疫苗宣传蒙蔽了双眼，被纯粹的巧合吓倒。政客们自鸣得意地重复着玩弄统计数据的老套诡计和谎言，选民们则沾沾自喜地点头称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触发民众心中的“系统1”思维方式。面对如此刻意的愚民操作，大多数学者会耸耸肩，放弃争辩。“幸运的是，施皮格尔哈特的内心更加坚强。”书评写道。
哦，如果你想知道要看多久电视才会患上肺栓塞，他会告诉你答案：每晚看5个小时，持续19000年。大致如此。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