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脑子政治正确的法国人，反疫苗也如此清奇……

因疫苗接种工作起步太慢而遭“群嘲”的法国近日终于开始加速疫苗接种。法国卫生部称，截至11日，法国已有13.8万人接种新冠疫苗，主要为Ehpad养老院里的老人以及医护工作者。

千呼万唤的新冠疫苗来了，法国人到底愿不愿接种？据法媒8日报道，哈里斯互动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56%的法国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比12月份上升了11个百分点。

其中26%的人口“肯定会”接种疫苗，30%的人“可能会”。26%的法国人表示他们“可能不会”打疫苗，而20%的人表示“肯定不会”打。

近日，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党首勒庞（Marine Le Pen）强调，虽然“不情不愿”，但自己还是做好了要接种新冠疫苗的准备。她还不忘提醒老年群体必须尽快接种，而她自己不是优先群体。

有意思的是，虽然党首已“乖乖配合”，但1月初民调显示，勒庞所执掌党派的拥护者当中，高达72%不愿接种疫苗，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比例（49%）。

要知道，法国之前还咬咬牙下过狠手，将幼儿强制接种疫苗从3种增加到11种。费用由社保承担，未注射疫苗者不得入托入学，逃避法律义务的父母也将受到惩罚。然而，这个大动作似乎也并未扭转民众对疫苗的普遍不信任印象。

更有意思的是，法国极左派不屈的法兰西党主席梅朗雄则从另一个角度对疫苗“开火”：疫苗之所以不好，因为它是美国公司的产品！在10日被问到辉瑞新冠疫苗时，他表示该疫苗“最大的作用”就是让药厂所有者越来越富有”，因此，“如果有中国、古巴或马来西亚疫苗，应该用后者”。

为何疫苗也涉及政治派别之分？

接种疫苗还跟政治立场有关？名为《Mondes Sociaux》的双月刊杂志也对这个问题很好奇。它首先举例说明，反疫苗传统由来已久，几乎和接种史相伴相生。

事实上，自18世纪末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疫苗、1720年左右在欧洲引入疫苗接种以来，反疫苗论就换着花样、从未间断地与之相随。

反疫苗的三层境界

总的来说，反疫苗主要有3种形式：

第一层次，单纯的犹豫，例如为孩子接种而忧心忡忡的父母们，这一层通常好办，由专业人士进行科普、晓之以理基本就可以解决。

第二层次则涉及更少的情感因素、更“理性”地“用事实”阐述“疫苗阴谋论”，其中包括质疑疫病统计数据、追踪制药业谎言，以及鼓励人们接种卷入其中的政治力量。

“反疫苗大法”练到第三层者堪称反疫苗行动的中坚力量。简单来说，他们会将疫苗形容为不必要、甚至有害的药物。

当然，根据具体场景不同，同一人也完全可以在几个层级自由“来回切换”。

什么样的人讨厌疫苗？

2017年，《自然人类行为》心理学研究测试了人们对部分道德价值观的反应。其中，对疫苗采取怀疑和敌视态度者对“纯洁性”和“严格尊重个人自由权”这两个标准更为敏感。

不仅如此，该研究还表明，这个群体的利他主义或对群体的友善程度并没有达到平均水平：换句话说，这些个体通常倾向于高估涉及个人的风险、而低估对集体的威胁。例如，极右派的前二号人物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就在12月组织了一次反对“健康暴政”的集会，重点是反对疫苗。

这样的心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该杂志从史料中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穷人反对疫苗接种？

和刻板印象相反，反对疫苗的未必就一定是受教育程度低或收入不稳定的群体。

相反，后者反倒更容易“认命”地将自己的健康完全“托付”给公共卫生部门。

疫苗曾被怀疑削弱人种

在19世纪中叶，助长反疫苗运动的力量主要是民族主义：

当时，疫苗曾因“削弱人种”而遭到批评，因为它们会使得人们“无法战斗”或“无法繁育后代”。直到1870年战争结束后，这种误解才被破除。原因在于，连续接种数十年的德国人在那次战争中战胜了免疫力更低的法国人。

然而，当时科学家们还无法解释免疫系统的运作机制，这一点也被反疫苗者充分利用。只有当免疫学科继续发展、新疫苗不断涌现时，反疫苗者的气焰才开始被压制。

值得注意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倒是盛行一种崇尚“天然”疗法的潮流：斯特雷彻（Steicher）、戈林（Göring）等纳粹党重要成员（也许还有希特勒本人），都想为俾斯麦（Bismarck）时期引入的强制性疫苗接种制度划上句号。只不过，这个想法遭到了一些德国高级军事将领的强烈反对。

保守人群容易受疫情威胁？

《Mondes Sociaux》指出，当今最坚决的反对疫苗人士中，部分人的政治观点是非常保守的。这也解释了为何疫情会定期在原教旨主义者或基本教义派（包括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的封闭社区中爆发。

例如，法国最近一次（2008年至2012年）的麻疹疫情分别是在勃艮第、布列塔尼和阿托瓦斯的天主教原教旨主义社区中蔓延。另一个例子则是2019年发生在纽约东正教犹太社区的麻疹疫情。

在网上流传的虚假信息中，部分（如用“27个胚胎”制成的风疹疫苗）就直接出自这些保守右派分子之手。

还不止于此，与性传播疾病有关的疫苗，如乙肝或HPV疫苗，则被这些人群视作“放浪形骸”、不贞洁做派的“免死金牌”。

这样看来，对此类保守人群来说，对教义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似乎还不如对“身体完整性”和“生活作风”的关注。

左翼也反感，但理由别具一格！

不过，反疫苗并不是右派的专利。只不过，左派反疫苗的角度非常清奇，更多是就疫苗所涉及的社会阶层问题而发起抵制。

左派抗疫苗行动实际上是伴随着首批工人、女权和动物保护运动而产生的。当自由主义者谴责国家“入侵”家庭时，社会主义者的关注点是：“国家怎么能单靠这种药物就逃脱应为穷人提供的援助呢？”

因此，在1870年至1945年之间，反对强制接种的左派选票往往都来自这批进步左派人士。

到了60-70年代，质疑科学主义和军事工业联合体的社会氛围更是助长了左翼的反疫苗运动。“进步”本身的意义也被不断批评，人们谴责制药业资本高度集中，反对制药业的垄断式获利发展。从上文梅朗雄的发言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种思潮的影子。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极端”左派生态运动人士反对疫苗的出发点是：疫苗是对人体的污染，它阻碍了自然界的正常运作。

法国本月初的一项民调显示，35-49岁人群仅有32%有意接种新冠疫苗，65岁及以上群体有58%愿打；54%男性受访者愿意接种，而69%的女性拒绝；62%的企业管理人员有意接种，73%的工人拒绝。

总结一下，现有的激进反疫苗人士其实是“跨党派的”：

首先，一部分反对者属于“自由主义者”（左派）。他们是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也构成了反疫苗大军中的“上流社会”成员（最近波特兰的麻疹流行就属于这一类）。

另一方面是右翼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他们对国家入侵神圣的家庭领域感到非常反感。他们痴迷于“纯净”二字，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或医学“胁迫”都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