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亂特工： 美國如何在香港埋下顏色革命的種子

【勞拉·魯傑裏（Laura Ruggeri），生於意大利米蘭，曾在北愛爾蘭、意大利、柏林居住。1997 年移居香港，曾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以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0 年前，假如有人講香港會將發生顏色革命，多數政治分析人士對此會不以為然，一笑而過。當然，這並不是說對顏色革命不以為然。對顏色革命造成的悲慘後果，恐怕沒人能笑得出來。通常，顏色革命都發生一些管治薄弱且處於國際治理網絡邊緣的國家。而香港則不同，似乎不應成為顏色革命的目標。香港與紐約和倫敦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顯然不具備作為政權更疊目標的那些特徵。然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他一些臭名昭著的顏色革命的資助者，早在 1997 年香港回歸之前就已把目光鎖定在了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成為全球媒體的頭條新聞時，美國主流媒體就開始炒作「中國威脅論」，國際事務分析人士也開始把中國描寫成「新的紅色威脅」，可能會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20 年前，當時還沒有爆發貿易戰，但只要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更大的地緣政治上，就能意識到當時已有山雨欲來之勢｡本文將試圖解釋：雖然與西藏和新疆一樣，香港也位於中國邊陲，為什麼在哪些試圖動搖中國根基的人的眼中，香港與另兩個地方相比，是一個更容易的攻擊目標。我也將介紹政權更疊特工的一些慣用策略和伎倆，及他們如何策劃了 2014 年「雨傘運動」和2019 年給香港帶來極大破壞的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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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香港回歸以來運轉得異常平穩順利。但一旦揭開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這一光鮮表象，人們就會發現在其高效運作掩蓋之下存在的種種深層次問題。香港確實不缺乏好的經理人，但缺乏有能力治理好這座城市的人。在殖民歷史以及各種既得利益者和組織的影響之下，香港政治上並不成熟。「一國兩制」模式也在微調之中，香港去殖民化也進展不大，港人心態上更是如此。就港人身份歸屬及對中國忠誠上，仍處於起步階段。相反，那些被美國視為「影響力風向標」或「民主催化劑」的跨國勢力，尤其是教會、非政府組織和遊說組織等，都已在香港有了根深蒂固的存在｡ 他們與那些受美國資助的香港本地媒體和泛民團體協調合作，不斷批評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利用香港社會的不滿情緒，製造更深的社會分裂和矛盾，造成黨派和意識形態的兩極化，從而使香港變得更難以管治｡假如香港政府意識到了這些風險，就能從一系列看似不相關的事件中發現規律性的東西。政府要做的就是收集情報，並與已知顏色革命的情報資料和起源進行比較，從而發現其中的問題。但遺憾的是，香港政府一味忙於安撫反對派（反對派效忠美國已不是什麼秘密）以及所謂的「國際社會」，向其解釋中國並未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以至於忽視了港版顏色革命這一顯而易見的巨大風險｡

一些香港立法會議員也沒有認清一個事實，即「一國兩制」的政治可行性取決於「一國」的穩定，沒有「一國」，奢談「兩制」就顯得非常荒唐。制度穩定從來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必須通過平衡各種力量來維持。因此，當外部勢力協調行動、試圖動搖這一制度安排的憲制基礎及阻礙香港融入中國治理體系的時候，中國捍衛主權就要優於其他任何事務。由於公務員隊伍和立法會議員中存在着「少做少錯」的心態，因此他們在處理和應對重大危機和社會問題上準備不足。最突出的例證是，由於他們的這種「不作為」，形成了一個危險的真空，而這一真空可輕易地被又美國政府支持的顛覆勢力所利用。了解「顏色革命」的人都能覺察到，旨在抹黑中央和香港政府的運動中，已顯現出了顏色革命的一些特徵。對意識形態的顛覆，通常是從對目標國家諸機構的慢慢滲透開始，其表象包括：曾互不相讓的反對派竟然奇蹟般地組成統一戰線；一小撮本地誌願者與外國代理人進行合作，兜售所謂的「公民行動「；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並接受數以百萬美元的資助；以及新媒體機構的湧現等。

其實，在反政府勢力組織抗議示威並與警方發生暴力衝突之前，意識形態的種子早已埋下，為顏色革命打下伏筆。這些種子可以通過不同方式傳播，一旦有了合適的土壤，就會生根發芽，否則就處於蟄伏狀態，等待微環境的變化。

作為曾研究文化符號的學者，我敢說文化領域不僅非常適合這些種子生根發芽，而且還直接介入了種子的複製和傳播。我們應該承認，在美國資助的政權更疊行動中，文化和理論是所有工具中重要的武器。美國利用這些武器擴大自己的全球利益，並構建一個文化防禦系統，來鎖定並化解風險｡ 如果讓某個外部勢力控制了文化生產，主導了公共輿論，塑造自己的話語體系，那麼無異於將自家的門禁密碼告訴了小偷。而在過去 20 多年裡，香港特區政府就是這麼幹的｡

我們還要明白，無論觀點和理念何等抽象，都需要可信賴的代理人進行傳播和打理。人工智能和混合戰中的蜂群模式就是一個例證。蜂群看起來雜亂無章，實則行為協調一致。協調一致不僅表現在一幹代理人之間的互動交流，還表現在與周圍環境的互動和一致。代理人通常依照簡單規則行動。雖然沒有統一集中領導來掌控代理人個體該如何行動，但個體之間的隨機互動也能帶來「智慧的」集體行動。有趣的是，有些代理人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所發揮的作用，因為他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在自然界裏，隨處都能發現蜂群智能的例子，例如蟻群、鳥群、魚群、細菌和微生物群等。

中國的對手在香港的運作可謂風生水起。他們在學術界立足，在文化界位高權重，其實只要看看香港的教學大綱、電影節節目單或文學雜誌，就不難發現這樣的例證。

其他國家人民經歷的過反殖民統治的解放鬥爭並徹底拋棄了殖民身份，香港並未經歷過。人們很快就意識到，香港回歸後要樹立對中國國民身份的認同，需要付出持之以恆的努力。但遺憾的是，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少之又少：英國 1997 年結束殖民統治並撤離時，給香港留下了一堆有毒遺產，包括殖民機構，英國培訓出的公務員隊伍以及一種莫名存在的對大陸具有優越感的集體心態。

在香港教育工作者、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中，過去和現在都是外國人、接受過外國教育的人以及帶有新殖民主義心態的人的天下。他們就是蜂群，兜售着身份認同的後現代視角。它否認中國的國民身份認同，嘲弄中國的民族認同觀念，並稱之為過時觀念，與「全球文化超市」格格不入。在他們口中的全球文化超市裡，個人身份可以隨意隨時拾起或放棄｡

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的美國人類學家戈登·馬修 2000 年出版了《全球文化/個人認同》。這本書很快就成為討論香港後殖民時代身份認同的經典著作。事實上，後來發表關於這一話題的論文，大多引用他的研究成果以及基本論點。香港回歸時，美國的全球統治力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上，也構建在文化霸權之上。為了塑造和左右公眾意見，這種文化霸權需要通過媒體和教育進行維持與更新。為維護美國的霸權，後現代主義被證明是一種全能和恰當的工具。後現代主義思想觀念，無論激進和反權威與否，都被美帝全盤接受。據美國的理解，只要摧毀敵人的身份認同，它的霸權統治就會非常安全；一旦不得不應對一個統一戰線時，那麼其霸權地位就危險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中情局對法國後現代主義表現了濃厚興趣，並將其視為反擊馬克思主義的最有力武器，這並非巧合。畢竟，質疑事實與觀點、真理與虛幻的區別且用質疑的眼光看待理性的話語體系，這契合其國家利益，並可憑藉在教育、傳媒和娛樂產業的優勢地位，把虛幻兜售到世界每個角落。把美國描繪為自由、民主和人權堡壘，證實了美國在這些行業的實力和優勢。自相矛盾的是，就是同一撥知識分子，一邊對民族認同嗤之以鼻、棄之為有害觀念，一邊卻拒絕對「自由、民主、人權」三位一體神話進行任何理性的檢視。那些懷疑論者和相對主義者，很快就淪為倫理絕對論教條式的捍衛者。不要忘了，哲學家已就自由的概念爭論了幾百年，即使在同一哲學傳統中，對這一概念的解釋也千差萬別。同時，他們還無視另一事實，即國際法中根本沒有公認的民主定義，他們也不關注本地權利文化，而這種權利要早於國際人權運動幾百年。

但最令人憂慮的是，這些概念好像是一些空容器，任何用來掩蓋美帝國主義企圖的東西，都可以被裝進去。

早在香港回歸之前，美國就已開始做鋪墊，準備顏色革命。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對香港社團的資助可追溯到 1994 年。按美國家民主基金會亞洲、中東和北非項目副主席路易莎·格雷夫的話說，這種資助是「連貫和一致的」。2017 年之前，格雷夫擔任該項目副主席。美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的首要戰略目標，就是阻止香港進行基本法第 23 條本地立法，因為一旦完成了這一立法，美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他外國資助組織的在港活動都會被視為非法。2003 年，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宣布啟動 23 條立法時，立即有 50 多萬人走上街頭，反對政府進行立法，葉劉淑儀自然成了被攻擊和污衊的靶子，最後被迫辭職，23 條立法議案也最終不得不被撤回。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走上街頭反對 23 條立法呢？這一立法其實對他們的生活毫無影響，更不會損害他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為什麼包括大律師公會和法學教授在內的法律界，會如此賣力地詆毀和反對在各自由民主社會都標配的一部國家安全法呢？另外，那些示威者都不能稱之為政治積極分子，因為他們甚至不會為勞工權利、最低工資、環境保護等而走上街頭舉行示威遊行。在此之前的示威遊行活動，都規模很小，也說明了這一點。民間人權陣線是一個由非政府組織、基督教教會、托洛茨基團體、小型工會和反對派政黨組成的聯盟。它是如何動員幾十萬人走上街頭反對 23 條立法的呢？又是什麼力量把這些迥異的團體聚合在一起的呢?

對中國的非理性恐懼以及對中國政府和制度的不信任，可能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外國主流媒體對中國報道的主基調。由於香港政府的放任態度以及外國代理人和間諜人員的不斷鼓動和努力，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就已存在的「反中」情緒，香港回歸之後在政界、司法界和文化圈仍是主流，依然活躍。他們的使命就是破壞「一國兩制」這一治理模式，壓制港人中的愛國情感。如果「一國兩制」在香港失敗了，就意味着美國輕而易舉地實現了自己的戰略目標，即這一制度將來也就不會在台灣實施了。至於「一國兩制」失敗對中國其他地方會產生何種影響，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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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我偶遇了一位久未謀面的英國熟人。這給了我觀察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政權更疊代理人」行動方法和策略的機會。當時對美國資助顏色革命還了解甚少，我有了這樣的機會，但這並不值得炫耀。我們住的地方相距很近，我們也有些共同的興趣愛好，因此我有機會觀察她和其他代理人是如何運用合法手段，來從事謀求政權更疊這樣的非法行動的。在獲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語言和政治學兩個學位之後，她得到了去紐約的「中國人權」這一非政府組織有薪實習的機會。這一非政府組織的資助主要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1997年，她被任命為該組織的研究總監，之後就被派往香港。她對自己的僱主背景總是閃爍其詞，更喜歡把自己說成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研究生，正在進行人權法領域的學術研究。作為一名研究人員，她得以廣泛接觸香港各間大學，並很快與香港大學比較法和公法研究中心以及香港大學新開辦的人權法碩士項目建立了聯繫。她與其他人合作發表了幾篇論文，關注和研究的重點自然是西藏、新疆和流動人口問題，對中國中央政府大加抨擊，並把中國政府形容為「專權和壓迫性政權」。她還幫助香港大學一些年輕研究人員和教授與美國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邀請香港研究人員和學者參加學術會議、出版著作、參加夏季項目並為他們提供研究資助等。在她的努力下，更多的研究人權的美國博士來到了港大的這個中心，並在幾年之後升至重要職位。可以這麼說，我的這個熟人積極招募和培養學術研究人員，從而在港大法學院培訓出了一大批「憎恨中國的人」。她的另一重要任務，就是藉助比較法和公法研究中心舉辦的基層法律講座，廣泛接觸香港的社區領袖、活動分子、記者和非政府組織。在這些法律講座的贊助者中，美國領事館赫然在列，也就不足為怪了。由於暴力的政治對抗和反政府活動通常會引發法律後果，顏色革命的資助者必須確保有足夠的律師，義務為活動分子提供服務，有足夠的法律學者發聲，以挑戰政府就《基本法》最爭議條款進行的本地立法，從而推廣和普及西方的自由價值觀。就此而言，我們可以研究一下他們為LGBT（非異性戀者）權利組織提供的法律建議和支持。鼓吹同性婚姻，是這些所謂人權衛士讓特區政府左右為難的最好例證：如果不滿足他們關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和要求，政府就會被描繪為偏執、壓制和落後；如果政府同意了他們的要求，社會中對此持保守觀點的大多數人就會對政府不滿，就會有被疏遠的感覺。為準備顏色革命，各基金會和慈善團體通常需合作構建一個相互交織的網絡，通過法律和媒體人士組織的培訓、研討會和實習機會等，把數以千計的人組織起來。香港的情況也不例外。與我相熟的這位英國人，她有一個孜孜不倦的「政權更疊代理人」，是香港大學人權法碩士項目主任，一個美國人。她在很多組織擔任理事，包括香港難民諮詢中心（曾任主席）、香港公義中心和香港大赦國際等，並為香港人權監察提供諮詢服務。在示威者騎劫整個香港之時，她卻對示威者大唱讚歌。「法治並不意味着毫無質疑地遵從現有規則條例。事實上，為了維護法治，有時也需要打破規則。」人們不禁要問，她會鼓勵自己的同胞在自己國內也打破規則嗎？

我的這個英國熟人和她的美國伴侶都與比較法和公法研究中心的成員戴耀廷有着密切往來。戴耀廷曾於 2000 至 2008 年間擔任港大法學院副院長。戴耀廷是 2014 年「佔中」運動即雨傘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後被判定煽惑罪名成立並被判監。在削弱和破壞政府權威、進行「反中」宣傳、組織抗議示威及訓練活動分子中，法律專業人士都扮演了關鍵角色，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為他們提供了 46 萬美元的活動經費。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2012 年年度報告中稱，這筆錢用於「促進和喚起對香港政治機構和憲制改革的覺醒，進行市民尤其是大學生的能力建設，以便他們更有效地參與政治改革的公共辯論」。20 年前，這位英國熟人不僅在香港大學法律系日漸壯大的顛覆分子群體中極為活躍，還利用了與法律系關係這個敲門磚，接觸到了政治團體和公民社會組織。她言必談「人權」，遊走於宗教宗教團體和托洛茨基式鬆散組織之間，與這些團體交往甚密，包括香港婦女基督教協會和由「長毛」梁國雄領導的 「四五行動」等。

「四五行動」是一個不值一提的組織，由一群政治上邊緣化的滑稽人士組成。他們善於裝腔作勢，大喊大叫，根本無力將自己的觀點表達清楚。私底下，我的這位朋友嘲笑這幫人的智力水平，但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使命，她不得不熱心地對他們進行培訓。她進行的不懈培訓也產生了效果，例如，一直穿着招牌式印有切格瓦拉頭像 T 恤的梁國雄，在 2004 年成功當選了立法會議員。值得注意的是，梁國雄的組織及我朋友經常接觸的基督教團體，都是民間人權陣線的創始會員。2003 年，這個由非政府組織、公民和宗教團體以及泛民政黨組成的聯盟，動員了 50 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 23 條本地立法。這樣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行動在香港並多見，這是對被「反中」勢力精心編造和放大了的「威脅」的一種蜂群式響應，正是這些「反中」勢力組建了民間人權陣線。現在我們也知道了，在 1995 年至 2013 年間，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通過團結中心和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為民陣組織提供了190 萬美元的資助。

托洛茨基派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西方與蘇聯陣營中反對派建立聯繫中所發揮的作用，已是盡人皆知，歷史學家也做過大量研究。對華盛頓而言，他們似乎還有些用處，包括那些基督教團體。對我的這位熟人來說，她不遺餘力的活動和努力，也得到了很好的經濟回報。因此，她和她無業的丈夫可以在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過着舒舒服服的日子，還能在香港、紐約和倫敦之間飛來飛去。她的任務完成後，一所常青藤大學為她提供獎學金，可以預見她會在那裡開啟學術研究生涯，教授關於中國人權和社會運動的課程，並撰寫和出版相關著作。

她離開香港之時，一個各種基金會和慈善組織、智庫、教育、藝術和文化團體相互交織關聯的網絡已經形成，不僅可以為活動分子提供資金支持，還能對來港的外國人提供工作簽證並在香港招募本地成員。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組織和團體中，不少甚至還申請了政府資助，來增強它們活動和運作的「軟實力」。藉助法律、教育和傳媒專業人士，它們為數以千計的人員提供培訓。在社交媒體蓬勃發展之前，它們以媒體重點的公關活動也非常成功，收效顯着。

接下來該怎麼辦？

在香港從事意識形態顛覆活動，是需要種子資本的，包括人力、文化和資金。一旦播下種子，就很難清理這些扼殺和影響社會的毒草。要想讓一個國家墮落，需要 15至 20 年的時間。為何需要這麼長時間呢？這是教育和改變一代人的最短時間。對於那些已經被教育成憎恨中國的人，我們已無法與之溝通交流。他們會按被教育的方式思考和行動，即使給他們提供了真實權威的信息，也無法改變他們的想法。就算向他們證明黑是黑白是白，也無法改變他們的基本認知和行為方式。在此等情況下，事實已無關緊要，情緒決定一切。蜂群本身就是一個迴音室，他們生活在自己的群體中，不可能進行任何理性辯論。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現實，香港社會的分裂和對抗可謂根深蒂固，已經並將持續幾十年。換言之，這代人的墮落過程已經走完，很難逆轉。我們需要 15 到20 年的時間，來教育和培養出新一代愛國市民，能代表並為中國利益着想的一代人。

我的建議是，中國中央政府在香港實施一種「直接介入」的方式，不能再採取那種不管不問的「放手」方式，以便激發香港新一代的希望和想像力，動員起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力量。特區政府官員應接受培訓，以便有能力借力泛民陣營內部矛盾和分歧。泛民陣營一直在空喊社會公義，並有一個由精英統治的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為其撐腰。對於發生在香港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國不能再退縮了：作為一個比美國更加公平和平等的國家，中國模式遠超新殖民主義陣線的虛偽模式，是一條更具吸引力的道路選擇。這一道路不僅彰顯了民族自豪和歷史傳統，也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的結晶。即使在長征期間，面臨著那麼多艱難險阻之時，毛澤東仍然非常重視藝術和文學，充分認識到了文化在塑造公共意見和民意中所發揮的作用。要想贏得年輕一代的心，不僅要發揮教育和媒體的軟實力，也要發揮所謂「邊緣文化」的軟實力。這些也是反對派和主流文化規範和價值的必爭之地。

關於作者：勞拉·魯傑裏（Laura Ruggeri）

生於意大利米蘭，成長於一個政治對抗、武裝鬥爭、殘酷鎮壓、工業調整及大規模失業的時代。

1981 年，生活在北愛爾蘭，報道英國佔領和宗教戰爭，包括梅茲監獄絕食抗議以及各種汽車炸彈事件等。

後來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學習文化符號學，在倫敦研修空間文化學。之後移居柏林，並於 1997 年移居香港，開始撰寫社會與空間實踐、城市空間等著作，並為學術雜誌及國際會議撰寫論文。

曾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以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