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精神病学的研究与治疗：神赐、学科还是伪命题

【欧洲时报记者来米编译报道】最新统计称，法国每年有1/5的人口患精神障碍类疾病，1/3的法国人一生至少患一次精神障碍类疾病（全球平均比例为1/4）。法国关于精神病的专业研究历史不长，始于工业革命之后。1792年，皮内尔医生第一个主张对精神病人应当“治疗”而非“囚禁”。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质，它也受到精神分析学者和哲学家的关注。20世纪中叶，存在主义学者指出，“精神病”是相对的，其社会因素比重凸显。

四液失衡论和“神赐疾病”

欧洲有典可依的关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始于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前460年－前370年），在他之前所有疾病都被认为是“神赐”，病患往往求助于神庙或者巫师。希波克拉底借用了恩培多哥勒斯的四元素理论，并把它运用到身体上面：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构成人体基本体液。四种体液平衡则为健康，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失衡，人就会生病。四种体液在人体内的比例不同，形成了人的不同气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性情活跃、动作灵敏的多血质；性情沉静、动作迟缓的粘液质；性情脆弱、动作迟钝的抑郁质。同样，精神缺陷也是因为粘液，或者胆汁作用的结果。因粘液过量而疯癫的人多半是安静的，既不喊叫也不瞎闹；那些因胆汁而罹病的人多半会吵吵闹闹，干些坏事，而且燥动不安。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观给医学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冲击，让人们不断的探索新的知识领域，包括重新思考精神疾病。但好景不长。公元3世纪后，古罗马文化逐渐衰落，宗教和神学成为主流思想，欧洲医学止步不前。精神病患者被视为魔鬼附体，被迫送进寺院、收容所，接受祷告、符咒、驱鬼。有危险和攻击性的精神病患者被戴上手铐、脚镣捆绑，甚至被关入兽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末期（公元15世纪），这也成为精神病学史上一个黑暗的时代。

法国、德国引领现代精神病学研究

17世纪以后，随着工业革命兴起，科学技术发展，医学逐渐摆脱了神学的束缚。18世纪对西欧的精神病学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时开始精神病被看作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精神病人被看作是社会的成员。现代精神病学起源于西欧，以法、德为主流。法、德学者同时奠定了精神疾病症状学、分类学，并逐步建立了精神病学体系。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唯物主义思想也开始占统治地位。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54-1826)是法国精神病学先驱，也被称作“现代精神病学之父”，对欧洲和美国的精神病学和疯狂治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792 年，皮内尔被任命为Bicêtre医院（巴黎男子疯人医院）院长。这里关押着大约4000个男子，主要是罪犯，也包括梅毒病人和约200 个精神错乱者。

皮内尔要求要向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待精神病患者，要理解、善意、文雅。他解开他们身上的铁链，让他们走出地牢、见到阳光；他还提倡病人回家治疗，鼓励其自我锻炼，这些皆是现代精神病医护思想的先声。院方答应了他的请求。一般认为，这是心理卫生运动历史的起点。皮内尔否认精神病是魔鬼附体，认为情绪障碍、遗传和“个体敏感”是发病因素。在精神病分类方面他还保留旧的分类（躁狂、忧郁、癫狂和痴愚），但他指出患者的智能未受影响，并认识到忧郁病人有自杀倾向。

欧美精神病学研究另一位重要的奠基人是德国人克雷丕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他以临床观察为基础，以病因学为根据，提出了临床疾病分类原则，他认为精神病是一个客观规律的生物学过程。克雷丕林第一次将精神分裂症命名为早发性痴呆，作为疾病单元描述。他认为躁狂症和抑郁症外表上虽然完全相反，本质上是同一类疾病的不同表现，将其合称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这两大疾病的分类确定为精神疾病分类学打下基础，推动了疾病诊断学和误诊学发展的飞跃。

专业“精神病院”的诞生

欧洲第一家专门提供精神科服务的医疗机构被认为是英国的贝特莱姆皇家医院，1247年开业，至今仍在运营。16至17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大发展，宗教战争、欧洲九年战争、英国光荣革命……，统治阶级希望维持稳定和秩序。1656年4月27日，法国国王颁布诏书，提出要在巴黎建立“总医院”，来清除街头流浪的穷人和其他闲散之人。在“大禁闭时期”，精神病人和穷人、乞丐、罪犯、妓女、老年人、慢性病人、失业青年等，都被扫荡进这一新型的“总医院”里，精神病人其实只占1/10。

据历史学者罗伊.波特考证，17-18世纪的英格兰疯人院几乎都是私人经营的。管制疯人成了一桩不错的买卖。各类参差不齐的疯人院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既有自我创业的小微型疯人屋，也有较大规模的看护机构，其中有些是面向富有人群，收费不菲，而有些则价格低廉。疯人院的经营者中虽有医生，但也有许多医疗的“门外汉”。这些疯人院选址颇具隐蔽性，至少也是隔离而存在，其拥有者对内有绝对的支配权。

进入19世纪之后，欧洲精神病院大量增加。有人认为，精神病院的增加与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导致精神疾患大量增加有关；加之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变迁，家庭功能受损，出门务工的家人难以继续承担照料疯人的责任。大量不具备生产能力或“危险”的人被送入机构，精神病院快速兴起。但另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18世纪之后，精神疾病开始指向道德层面，酗酒、自慰、同性恋等行为均被纳入精神疾病的范围。精神病院成为能够进行各种矫治，通过道德疗法来实践主流道德观的理想场所。

尽管饱受专业人士诟病，但法国对精神病防治的资源投入仍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比如享有全民社保（1970年起普及率为95%，2000年以后99.9%）的病人，问诊精神科医生的报销达70%（不含补充医保）。2018年起，法国4个省份的疾病保险金库(CPAM)对病人在自由执业的心理分析师(psychologue)、或者注册心理治疗师(psychothérapeute)处问诊的费用予以报销，此前只有问诊精神病科医生才能报销。

反精神病学和《癫狂与文明》

20世纪中叶起，一部分欧美学者掀起“反精神病学”运动，他们认为精神病并非与麻疹、疟疾一样的疾病。所谓“发疯”是为了构建精神病帝国，实行控制社会而强加给异端分子或替罪羊的政治迫害。“反精神病学”的议题包括自由和强迫的对比、种族正义及社会正义、精神药物的有害医源作用、个人自由、社会污名、以及可以不同于一般人的权利。

在法国，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存在主义给包括精神病学在内的各个社会科学带来影响。存在主义者认为，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却有选择的自由。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因为一个人是由他的行动来定义的。萨特的继承者福柯（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倾半生之力纠结于自己被社会判定为“精神病”和“不正常”的同性恋取向。1961年，他的成名作《癫狂与文明》讨论了“疯狂”这个概念的发展史，此书一开始即援引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帕斯卡的名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癫狂与文明》表达了普遍意识形态倾向，揭露主流（统治者）社会观念影响道德标准与人类社会行为。 所谓“真理”的标准（比如同性恋是精神病）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福柯著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抨击社会机构通过医疗权力（pouvoir médical）将人分为“正常”与“非正常”。福柯晚年的著作《规训与惩罚》讨论了当代西方国家将中古和近代的残酷统治逐渐转变为隐秘的心理统治：传统帝王透过凌迟罪犯、斩首示众，以肉体的展示来宣示自身统驭的权威；而现代社会像个“全景监狱”，一小批看守可以监视一大批囚犯，无处不在的看守囚禁着毫不自知的囚犯。

在全球经济社会变迁的时代，精神疾病有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癌症的人类第三大疾病。虽然医疗界和社会传统上认为遗传因素对精神病有决定左右，但近年来社会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世卫组织指出，当今社会频繁出现的抑郁症常是社会、心理、生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富裕国家的穷人，以及正经历经济、社会巨大变迁的发展中国家国民更容易罹患精神疾病。后者因缺乏治疗精神病的专业人员和医疗条件，往往给患者、家人和社会造成更大的负担。业界人士指出，对精神类疾病不应讳莫如深、讳疾忌医，应当消除歧视和偏见，主动面对治疗，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理解、包容的环境，不要因为“看不见的疾病”而影响整个人生。

（编辑：秋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