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在巴黎，敢为天下先，有情有义有财

文/老纪

来巴黎的第一天，晚餐设在圣奥诺雷市郊路三十三号。古老的的建筑物里熠熠生辉，一群温州年轻人正在聚会。西装、红酒、雪茄、法语、普通话与温州话交织在一起，空气里充满了这个时代年轻华商特有的锋芒与自信。席间听闻，他们还邀请法国前总统 Jacques Chirac 的孙子参加聚会。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巴黎的温州人，早已不是当年人们印象中那个在后厨刷盘子、在地下工厂踩缝纫机的群体了。

在一个飘雨的夜晚，我一个人走进街边的大排档，点了一杯青岛啤酒。雨夜里的巴黎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既潮湿，又温柔。耳边是法语，也有分辨不清是法语还是的温州话。北京餐厅、冷翡翠饭店，这些巴黎华人圈颇有名气的餐馆，大多都是温州人开的。有人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以前总觉得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传奇色彩，可真正来到巴黎之后，你会发现，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温州人身上，确实有一种近乎天赋般的商业敏锐。

他们似乎天生懂得如何在陌生环境中生存，如何把一条街、一家店、一个市场，慢慢经营成属于自己的世界。在法国华侨华人社会里，温州籍移民——包括温州本土以及周边青田等地的侨胞——几乎构成了整个华人经济体系的“主力军”。坊间甚至流传着一句话：“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在巴黎，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温州话。”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江湖传说，却真实折射出温州人在巴黎深远而庞大的影响力。

温州人与巴黎的缘分，其实已经跨越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曾在中国招募大量华工，其中许多人便来自温州与青田。战争结束后，一部分华工选择留在法国，在巴黎最底层的社会夹缝中谋生。他们做苦工、摆小摊、开杂货铺，从最卑微的地方开始扎根。那是温州人在法国落下的第一粒种子。真正的大规模发展，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又一批温州人通过“亲带亲、邻帮邻”的方式来到巴黎。他们依靠血缘与地缘关系，在陌生社会中迅速建立起强大的互助网络。于是，一个庞大的温州商业共同体，开始在巴黎生长。早年的温州移民，大多都经历过从“黑工”到老板的人生三部曲。他们干过最辛苦的工作：后厨、制衣、皮革加工、搬运、理发…民间称之为“菜刀、剪刀、剃头刀”。

然而，也正是这些不起眼的行业，成为他们财富积累的起点。几十年过去，如今的温州人已经深度掌控了法国华人经济的重要命脉。他们主导着巴黎的中餐业、服装加工、皮具批发、轻工贸易，同时大量进入Tabac烟草店、酒吧、便利店以及进出口贸易领域。巴黎第三区玛黑区附近，曾是温州人传统的纺织与皮革中心；后来，随着商业规模不断扩张，大批华商又向巴黎北郊的93省欧拜赫维利耶（Aubervilliers）迁移，在那里建立起全欧洲最大的轻工与服装批发市场。

 

中文招牌、温州话、集装箱货车，构成了一种奇特而壮观的景象。很多法国人感慨：“这里不像巴黎，更像一个中国商业城。”更令人感慨的是，今天巴黎街头很多法国人经营了几十年的Tabac、酒吧和街角便利店，也逐渐被温州人收购。这个群体，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巴黎底层商业生态。而支撑这一切的，并不仅仅是商业头脑，更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群体凝聚力。

 

温州人在巴黎，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同乡会、宗亲组织、行业协会彼此交织，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民间网络。很多人创业时并不依赖银行，而是靠亲友间的“标会”与借贷完成原始积累。老板带员工，员工攒够钱后再自己开店，这种代际复制，让温州人在巴黎形成了极其独特的商业生态。他们或许学历不高，却对“做生意”有着近乎本能的敏锐。但巴黎的温州人，也并非只有财富与传奇。 但真正令人欣慰的是，新一代温州人正在崛起。第一代移民文化程度或许不高，却极其重视教育。他们把自己吃过的苦，都化作对子女未来的期待。如今，越来越多的“温州二代”“温州三代”毕业于法国高等商学院、巴黎大学以及各类顶尖工程院校。他们不再局限于父辈的传统行业，而成为律师、医生、银行家、设计师、高级工程师，真正进入法国社会主流阶层。   他们既会说流利的法语，也保留着家里的温州话；既懂法国的笛卡尔式理性思维，也延续着中国家庭的伦理传统。他们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双重文化气质”。坐在巴黎的雨夜里，喝着一杯来自故乡的青岛啤酒，我忽然觉得很感慨。巴黎是浪漫的，而温州人是现实的。一个负责诗意，一个负责生存；一个属于艺术，一个属于商业。可恰恰是这种碰撞，构成了今天巴黎华人社会最真实、最鲜活的底色。  

巴黎的温州人，是把“敢为天下先”活成日常的一群人，骨子里既有闯荡四海的胆识，也有白手起家的韧劲。塞纳河依旧静静流淌。而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也在这座城市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巴黎的灯火映照着塞纳河，也映照着温州人的命运。他们的故事，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中国海外移民史中，最生动、最真实的一页…🌞🌞🌞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杰夫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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