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苏雅瑄】“美国若想解决重要问题,必须与中国合作。”日前,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接受《环球时报》记者视频采访时说。出生于1943年的傅立民是一名“中国通”,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还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担任首席中文翻译,亲眼见证了美中外交关系的建立、发展与变化过程。过去十余年里,傅立民一直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持批判态度。他表示,今年5月的美中两国元首外交“是件很好的事情”,他希望双方能在实践中开展合作,共同探索落实双边关系新定位的具体措施。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
傅立民:我认为美中元首会晤是件很好的事情,这显示出双方对于展开合作或采取并行行动的意愿。此次访华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认识到,无论是在能源、经济、政治还是其他领域,美国若想解决重要问题,必须与中国合作,别无选择。
环球时报:您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
傅立民:我认为,一个基本前提是,双方都应避免给对方制造麻烦,并努力维持一种建设性关系,而非任由其走向破坏性。至于具体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正是双方有机会在实践中合作探索的地方。
我认为,中方已展现出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定义的能力,而美方能否做到这一点,我则不太确定。我也希望中方主动采取一些举措,而非等待美方作出回应。
环球时报:您此前说,中美双方都无法改变对方,双方必须学会与分歧共存。您认为两国现在正朝这个方向前进吗?
傅立民:我不确定,但我希望如此。在我看来,通往理想进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障碍。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双方,尤其是美方,面临一定的改善对华关系的阻碍。
美中两国改变了彼此。如今的美国与我成长时期已大不相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影响。与中国接触改变了我们,而且我认为大多是朝着积极方向改变。美国也改变了中国,如今中国的大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因此,我希望看到美中合作,使中国正在取得的进步也能输出到美国,我相信这会让美国变得更好。
在美国,精英阶层中有部分人仍抱有相当根深蒂固的反华偏见,而商界精英则恰当地将中国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和合作伙伴。事实证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给中美双方都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如果我们能继续双向投资关系,那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环球时报:作为资深“中国通”,您是否担心美国年轻一代缺少“中国通”?与老一辈相比,美国年轻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有哪些差异和局限性?
傅立民:是的,我对此感到担忧。在我刚开始从事研究的时候,中国对于我和其他未曾到访过中国、也缺乏中国事务背景的人来说是很神秘的,我们当时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去接触中国。
在我从事中国研究之后,赶上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使得许多美国人再次有机会获得对中国的第一手积极体验。
我担心的是,美国年轻一代学者是在美中对抗而非友好时期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与中国事务间缺乏紧密联系。在我看来,年轻学者由于缺乏在中国实地的亲身经历,因而展现出对中国抱有更具敌意或怀疑的态度。年长一代或许未必完全理解中国,但他们通常对中国更抱有同理心。他们既希望用自己的视角看世界,也愿意通过中国的视角去理解世界,而年轻一代比较难做到这一点。
当你理解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时,你就能提出契合他们观点的论述。如果你理解他们的文化、历史和视角,你也能更好地预测他们对事件会作何反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最终将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而虚幻的外交政策绝非明智之举。因此,我认为加强美中民间交往非常重要。
环球时报:近期,中国正在经历一轮高层外交热潮。对此,您怎么看?
傅立民:中国如今已是世界大国,处于全球事务的中心位置。自然而然,各方都希望就自身关切的问题与中国进行沟通,也希望与中国交往。中国拥有相当高的声望,并在某些其他国家未能取得显著成果的场合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比如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在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中,人们也期待中国为斡旋调解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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