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女谈守护历史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徐刘刘 李萌】“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的长女、新中国首位国际法学女博士梅小侃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缓缓道出这段由父亲写下，并早已融入她骨血的文字。话语间，既有对父亲的深切缅怀，更有对历史记忆的坚定守护。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在名古屋公然为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树碑立传，将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吹捧为“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璈以自己参加审判期间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撰写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一文，历数这两个南京大屠杀元凶的罪行。1961年10月，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成为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武器。

今年76岁的梅小侃已满头银发，思维逻辑依旧清晰。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初读这段文字时，还是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尚不能完全领会“灾祸”二字背后的沉重，只是感觉父亲在书中所用的语气格外严肃。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那些句子的分量与父亲的身影在她脑海中依然生动而深刻。书中话语如同一条无声的纽带，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庄严瞬间与北京一间静谧书房里的午后时光紧紧相连。

“父亲认为，如果不能把这些战犯送上断头台，他就无颜面对家乡父老。”梅小侃说，“那本书陪伴了我很长一段时光。我曾反复研读。遗憾的是，我没能和父亲多聊聊他当时的经历。那时我太年轻了，对历史缺乏认知。年轻人总是更专注于规划自己的未来，却忽略了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也未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曾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刻扮演过怎样的角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梅小侃对那段历史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感悟。“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都只是短暂的一瞬。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历史与现实往往不可分割，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过程。我的父亲曾在那个关键时刻发挥了他的作用。作为后人，我们理应去了解他。如果我们都不去了解，外人就更无从知晓了。”梅小侃说道。

在梅小侃的记忆中，父亲始终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正是这一习惯，让后人得以更全面了解那段尘封的历史。《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作为梅汝璈唯一存世的日记手稿，记录了他从1946年3月20日抵达东京，至同年5月13日的经历。《日记》长达200多页、5万多字，虽然部分日期的内容有所缺失或不完整，却生动记录了梅汝璈作为东京审判亲历者最本真的心路历程。

《日记》的每一页都是历史的切片。其中，梅汝璈对前四次庭审进行了真实而详尽的记录，详细描述了28名甲级战犯出庭时的情景。他写道，东条英机“像石膏塑的人一般”，土肥原贤二“肥圆圆脸”，对板垣征四郎特别注明“我得多盯他几眼”。日记也流露出梅汝璈在法庭上初见那一群战犯时义愤填膺的心境。这些记录给后人敲响了警钟：历史必须如实书写，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二战史观绝不容篡改和歪曲。

“1948年4月庭审结束到11月宣判之间，有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法官们闭门起草判决书，商议定罪和量刑。判决书冗长且详尽，其中很大一部分关于日本侵华的内容是由我父亲起草的。”梅小侃告诉记者，“起初，许多法官对中国知之甚少，更不了解日军在华犯下的种种暴行。父亲始终坚持与他们沟通，向他们讲述那场战争、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以期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感情，理解中国人民的诉求。在最后量刑的关键时刻，他更是倾尽全力争取支持，让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

梅小侃曾在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后来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了多年的法律顾问。2010年，60岁的她正式退休，随后加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现更名为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投身于历史文献及相关著作的翻译和校对工作。在她看来，保护历史资料、传承历史记忆，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老一辈的历史见证者已相继离世。我们要研究历史、铭记历史。在这方面，翻译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外文史料，把海外的研究成果引进国内，同时把国内的研究推向世界。”

在梅小侃所有的翻译和编纂工作材料中，她认为父亲于1962年开始撰写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为珍贵。“我至今还记得他伏案工作的样子，但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父亲生前没来得及写完它。后来我出国了，是我弟弟梅小璈负责编辑和整理。”

这份手稿1988年初版之后被收录于《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与《东京审判亲历记》中。谈及自己最看重的《文稿》，梅小侃说：“在整理编辑的过程中，读着父亲的文字，我感觉他就在我身边。虽然父亲生前很少向我们提及东京审判的细节，但他的文字已告诉我们一切。”在该书的前言中，梅小侃和弟弟共同写下《纪念我们的父亲》一文，令人动容。

“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创了一个先例——明确将侵略战争的行为定义为国际法上的‘反和平罪’，且个人必须承担责任。不能以国家行为、官方职位或上级命令为由逃避责任。”梅小侃说，“我们通过完善制度、提升思想认知，防止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通过强化公民的责任与担当，凝聚力量，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真正走向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