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出过不少才华横溢的大师、才貌双全的佳人。
郁达夫与王映霞、胡兰成与张爱玲、徐悲鸿与孙多慈、徐志摩与陆小曼，都是民国经典爱情故事的主角。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几段著名的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竟都和温州有不解之缘。
徐志摩与林徽因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泰戈尔的合影
因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更因为温州当时的文化氛围与文化人，温州在那个时代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这些才子佳人不但和温州这个地方有着特别的渊源，更和温州的文化人有着深入的交往。
郁达夫的王映霞
从温州十中走出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他是民国最著名的才子之一，也是一位爱国主义作家。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等。郁达夫那句著名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至今为人传唱。
王映霞（1908-2000），浙江杭州人，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王映霞当年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在郁达夫的苦苦追求下，两人于1928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王映霞成为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但到了1940年，两人因为误会而最终离婚。
郁达夫与王映霞
王映霞在她的《自传》中写道，1926年初夏临近毕业时，她向外祖父请求，决定去温州教书，理由是温州十中（当时称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的前身）有“好几个教师是从我们师范里调过去的，像林本侨先生，他就懂得日文”，想一边教书一边补习日文。刚好温州十中附小需要一个音乐教师兼幼稚园主任。三伏过后，她在杭州搭乘早班火车抵沪，搭轮船赴温州。
王映霞在温州的日子，用她的话说是“工作轻松，生活愉快”。在王映霞的印象中，温州是个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滨海城市。“如果你站在海边，一定会吹到带着潮湿味的海风，极目远眺，蔚蓝色的天连着湛蓝色的海，简直分不清天还是水，偶尔有几只海鸥掠过海面，翅膀轻轻地拍打着海水，激起小小的浪花，令人心旷神怡。那一座建筑在瓯江中的江心寺是我最喜欢的游憩之处。”……
当时的浙江省立十中，今禅街温八中校门口
当时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的校长是金嵘轩，也有留日背景。在十中教师林本侨的介绍下，王映霞认识了林的同事、杭州人孙百刚。孙百刚与她的外祖父恰巧是老朋友，王二南先生在信中叮嘱王映霞，遇到什么难题时可以找孙百刚先生商量。
在温州呆了半年左右，1926年冬，因为形势变化，温州关于战乱的传言四起。王映霞于是与孙百刚夫妇商量，与他们共同行止。几天后，他们搭上一艘离开温州的轮船，并于次日到达上海。在上海，王映霞与孙氏夫妇暂时租住在白未尼蒙马浪路的尚贤坊40号。
《王映霞自传》写到：“1927年1月14日（农历十二月十一）午前10时前后，这是一个我无法忘却的日子和时刻”，“从楼梯上突然传来了几声标准的杭州口音”，郁达夫出现在房门口。
那天，郁达夫前往上海法租界的尚贤坊，拜访留日时的老同学孙百刚。
远远地，他就高声喊着“百刚”的名字，进门后，两人寒暄之余，孙百刚向他介绍自己的夫人。孙夫人身边还站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孙百刚介绍道：“这位是王映霞王小姐，是杭州学者王二南先生的外孙女，我们从温州一起逃难到上海来的。”
王映霞去后面倒了一杯茶，递给孙百刚，再由孙百刚端给了郁达夫。
聊了一会儿，郁达夫对王映霞说：“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好生眼熟。”
看到王映霞的当晚，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
“从光华里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王映霞
民国最著名才子郁达夫，与刚刚从温州来到上海的王映霞，两人的爱情故事从此展开。
胡兰成的张爱玲
曾在五马街公园路住旅馆
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她的作品被誉为“张爱玲体”。1943至1944年，她创作和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
张爱玲
胡兰成（1906－1981），中国现代作家，浙江嵊县人，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年轻时曾在燕京大学旁听课程，擅长写作，后追随汪精卫，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汪伪政权宣传部副部长，被列为著名汉奸。1950年借道香港逃亡日本前，胡兰成曾在温州等地隐居。晚年旅居台湾开课教书，1981年7月25日因心脏衰竭死于日本东京。代表作有《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等。
一个是风华绝代的才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御用文人。1944年8月，38岁的胡兰成与23岁的张爱玲定下婚约，约定“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然而，胡兰成注定给不了张爱玲“静好”和“安稳”。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胡兰成作为汉奸被民国政府通缉，在一姓斯朋友的帮助下，一路到了温州。
1946年，春寒料峭的二月，张爱玲带着行囊远赴温州来看他。在来温州的路上，张爱玲在《异乡记》写道：“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
可是对于张爱玲的寻情而来，胡兰成惊而不喜，甚至有怒。他将张爱玲安置在温州城中公园路五马街一带的一家旅馆，因怕警察查夜竟未敢留宿，只是每日白天才去陪她。
在旅馆里，当张爱玲再次提及那一纸婚书上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时，胡兰成隐约答道：“世景荒芜，已没有安稳。”
张爱玲与胡兰成
她不知道，那时胡兰成已经迫不及待与斯家二姨太私下结婚。这位二姨太名叫范秀美，温州人，是胡兰成同窗好友斯君的庶母（即父亲之妾）。1945年日本兵败投降，在华傀儡政府瓦解，胡兰成逃亡温州时，斯君安排范秀美陪同护送。
刚到温州时，胡兰成隐姓埋名，化名张嘉仪，租住在九山湖窦妇桥一带。在胡兰成的自传体小说《今生今世》里，详细地描述了这段在温的日子：家家门前清流如镜，可洗菜洗衣；吃食海鲜居多，餐餐有炊虾，小菜都是冷的，像是供神；有时去家门口附近大士门的明朝宰相遗址走走；正月十五去海坛山看庙戏；三月三去五马街看拦街福……
胡兰成通过结识当时的“温州第一耆宿”刘景晨，推介结识不少温州文化名人，如一代词宗夏承焘、以擅词名噪一时的吴天五等。
刘景晨
温州是胡兰成逃亡途中难得的一段短暂而平静的日子。刘景晨曾介绍胡兰成到温州中学教了一学期的书；1948年春天，胡兰成又转到雁荡山淮南中学（雁荡中学）任教；1950年年初，胡兰成还在温州的瓯海中学任教职。
张爱玲在温州的20天里，胡兰成白天去旅馆陪张爱玲，有时范秀美也同来。张爱玲曾在旅馆里给范秀美画过肖像，只是作画过程中发现范秀美的眉宇之间与胡兰成越来越像，心中一紧，让她再也画不下去。
张爱玲独自离去。
1947年6月，胡兰成被解除通缉令，张爱玲将诀别信寄去，还寄了三十万元（旧币）稿费给胡兰成。这封诀别信只有寥寥数语：“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戏曲学家徐朔方，原名步奎，浙江东阳人，1947年秋从浙江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即到温州中学教初中英语，与同年进该校教语文的胡兰成成为同事。胡兰成对徐朔方赞许有加，在自传体小说《今生今世》中称其“心思干净，聪明清新”，还称“同事中我与徐步奎顶要好”。徐朔方曾回忆，他与胡兰成在温州街上散步，每走到中山公园附近，胡兰成就提议回头，因为附近的饭店正是张爱玲的下榻之所，他觉得无颜见爱玲。
徐悲鸿与孙多慈
两人曾有“温州之约”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以创作《奔马图》而著名。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恋，在20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徐悲鸿的前后两任妻子，蒋碧薇与廖静文分别对此有多评述。
徐悲鸿
孙多慈（1912-1975），又名孙韵君，安徽寿县人，是一位具有艺术天才的女画家。她是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孙女，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秘书、国民党安徽省委常委孙传瑗的女儿。1930年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生，深得画家徐悲鸿的激赏，引发了一场师生恋。
2007年5月，一封徐悲鸿致孙多慈的亲笔信札，在香港佳士得拍出了九十万元港币的天价。这封信写于1939年5月，信的开头就提到温州：
“吾得弟最后一书，乃知为吾不能来温州之果……当知我不能冒此险也……”
1930年，17岁的孙多慈进入中央大学美术系当旁听生。其时徐悲鸿恰是美术系主任，时常亲自授课。
初见时，“一个年轻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纪，白皙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清秀俊美、聪慧且极有绘画天赋的孙多慈，引起了时年36岁的徐悲鸿的注意，很快成了他的得意门生。
徐悲鸿先生的笔下就多了一些描绘孙多慈少女风姿的素描与油画。“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这是徐悲鸿对孙多慈的描述。大师的欣赏与教导令孙多慈在1931年7月以第一名的成绩正式考取了中央大学美术系，从此，孙多慈与徐悲鸿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师生之情，同时也开启了孙多慈的艺术人生。
孙多慈像
一段被称为“慈悲之恋”的爱情故事也随之展开。徐悲鸿画过一幅著名的《台城月夜》，画中徐悲鸿席地而坐、孙多慈站在旁边：一身的学生装扮并且衣袂飘飘。
徐悲鸿当时的夫人蒋碧薇看见徐悲鸿为孙多慈画的诸多肖像画，盛怒之下，蒋碧薇写信给孙传瑗，让这位饱读诗书的父亲最好管一管自己的女儿。徐悲鸿为了孙多慈离家，登报声明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
孙父极力反对，并在1937年冬，带着孙多慈去了丽水。孙多慈后来在省立联合高中担任美术教师。
1942年，孙多慈随联高避战难迁到温州文成（1937年10月，日军逼近杭州，杭州各中学开始停课，逐渐内迁疏散。次年6月14日，浙江省政府决定，将撤至浙南的杭高、杭初、杭师、杭女中等7所省立中学合并，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校址设丽水县碧湖镇。1939年6月，原高中部独立出来，成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简称“联高”。1942年春夏之交，金华、丽水相继沦陷，“联高”于7月迁往现文成南田。联高在南田的3年时间，培养了千余名学生）。
孙多慈还是一位诗人，在温州避居任教时，写下一首诗：
风雨潇潇陷瓯海，飞帆有路自天来。
欲把剪刀比孤屿，雪俏撒野不堪裁。
徐悲鸿和诗：
避地远嚣氛，偶寻池上楼。
银蛇舞凛夏，白鹿契清秋。
孤屿孰知己，傲流横醉眸。
网罗冲岂决，倚竹美人愁。
两人本有温州之约，但徐悲鸿那时正在南洋忙于办画展，终未践行。
后来，孙多慈经人介绍并在父亲的安排下，认识了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
这里穿插一个王映霞的桥段，她在回忆录中说，1938年郁达夫到丽水，准备把全家接往汉口，应朋友李立民的请求，带其大女儿李家应同去汉口。因为李家应是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的，与孙多慈是好友，请求王映霞帮好友介绍“适当的人”。王便把许绍棣介绍给孙多慈，两人书信来往，增进了解，两年后结了婚。
上世纪40年代初，孙多慈与许绍棣结婚；1948年，她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后任院长；1949年，孙多慈举家前往台湾。
琦君
孙多慈与温籍台湾著名作家琦君有着深厚的友谊。
琦君，1917年7月出生，原名潘希珍，1949年赴台湾，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2006年6月7日在台北病逝。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她的长篇小说《橘子红了》曾被拍成电视剧。
孙多慈嫁给许绍棣后，一度居住在杭州。当时琦君随父亲潘鉴宗一起也居住在杭州。潘国纲（1882-1938），字鉴宗，瓯海区泽雅庙后人，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他逝世时，蒋介石题“我思故人”致哀，并赠挽“大将令终天所靳，急流勇退古称难”。
潘鉴宗居住杭州期间与当时的一些文化界名流马一浮、夏承焘等有着密切的交往。孙多慈的父亲与夏承焘先生有着深厚的情谊，在丽水期间，两人与当时的名诗人兼画家余园、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王季思一起，还曾组织“风雨龙吟楼”，朝夕唱和。琦君与孙多慈因此相识，孙多慈大琦君5岁，由于文学与艺术的相通，使她们成了好朋友。孙多慈经常到琦君家里谈诗论学，还为琦君画中国画的红梅。
1949年，琦君与孙多慈相继到台湾后，同居台北，琦君在台北立法院工作，孙多慈在台北师范学院任教，两家经常来往。孙多慈如果有机会到台北市中心来，一定走访琦君家里谈心。琦君喜爱梅花，孙多慈曾多次画画送给她，其中就有一幅红梅傲雪图。
孙多慈病逝后，琦君十分感伤，曾多次写文章怀念这位老朋友。她在悼念孙多慈的文章里，写着“如此孤高标格，归魂只合傍梅花”。以示她对孙多慈的追思与敬意。
徐志摩的陆小曼
曾画过《雁荡山》图
徐志摩和陆小曼
说起徐志摩陆小曼与温州的渊源，则稍显有些牵强。
陆小曼曾经画过一幅《雁荡山》，可惜何时来、是否与徐志摩一起来过，时间已没法考证。但从这幅图的细节看，她应该是来过雁荡山的。只有印刷这幅画的时间是确定的，在1956年5月，出版社是上海画片出版社。
陆小曼的雁荡山图
徐志摩，（1897—1931），浙江嘉兴海宁硖石人，近代新月派代表诗人以《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等作品闻名。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1921年秋天，徐志摩认识了才女林徽因，林徽因后来嫁给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两人热恋之时徐志摩曾写下《爱眉小札》。
陆小曼（1903－1965），江苏常州人，近代女画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学生时期，便以能诗善画、能唱歌能演戏著名。20世纪20年代初，陆小曼曾拜刘海粟为师。1931年底徐志摩飞机失事后，陆小曼拜贺天健为师学习山水画，又拜陈半丁为师学习花鸟画。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用了数十年时间，致力于整理出版徐志摩的遗作。
参考资料：
《王映霞自传》
《琦君与孙多慈》
《孙多慈的艺术人生》黄丹丹
《徐朔方与胡兰成的温州之交》徐宏图
《徐志摩的爱人把雁荡山画得那么美，99%的乐清人不知道》黄崇森（雁荡山文化宗教局提供）
《郁达夫与王映霞为何离婚》趣历史等
来源：温州三十六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