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民悦
“尘封异国90年的档案面世，由此确定他的出生年份不是1905年……”
“他的很多著述没能流传下来，此次发现的31篇是迄今为止最多的……”
翻开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之一——《李得钊传》，革命先贤独有的豪气扑面而来。作者刘江波联系众多学者，倾尽虔敬之力， 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再现烈士光辉的一生。该书纠正了以往资料中的不实之处，解开了李得钊诸多人生之谜。“什么是大浪淘沙时的沉渣泛起？什么是冲天烈 焰过后熔炼为金的珍宝？处在社会大变革中的我们需要了解他对时代的判断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更需要他这样的人生坐标。”
“在尘封异国90年的档案里，找到李得钊生命原点的记录”
“我一动笔就蒙圈了，因为仅出生时间，就有五六个不同版本。”
在苦苦查找李得钊既有资料时，刘江波敏锐地嗅到了线索。201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院长沈志华引荐下，访俄学者孙会修受邀协助，他勤耕数月，终于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找到了李得钊在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的档案。
这份尘封90年、卷宗号为“703”的档案资料成为此次传记里的最大发现。它由李得钊入学时填制的登记表和校方资料组成，分中文、俄文两部分，共 12页，记录了其自述简历、在校详情和毕业后的简况。其中有意思的是，李得钊写的“生于西历1906年12月9日”，在校方《学生履历表》中，变成了 “1907年”。
“很有可能，校方认为他写的并非‘西历’，而是中国农历，所以自行‘更正’了。”
对此，刘江波反复研究，她觉得应当采信李得钊自述的时间，这不仅是出于对传主本人笔书资料的尊重，而且与其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在时间节点上基本吻合。“可以说，我在新的真确史料里，找到了李得钊生命原点的记录。”
同时，第703号卷宗也让1925年李得钊的莫斯科之行更有细节了。比如，校方认为李得钊的英文水平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 “能看浅近的书，能说浅近的话，能写浅近的信”，而是“说、看、写均很流利”，还根据他既往接受教育的情况，录取为副博士。
不但如此，他的俄文水平也提高得飞快，以零起点入学3个月后，就能一边学习，一边担任课堂翻译工作。这样的语言天赋无疑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插上翅膀。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李得钊在登记表“信仰主义的种类”一栏中，清楚地讲明自己在7至17岁时信仰基督教。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共激烈反对外来洋教的大背景下，尤为难得。
这样一位对党忠诚与坦率的青年才俊，在留学前后的几年里，成为了坚定的职业革命者。他生性温和沉静，不喜在大庭广众下发表演说，更不善交际。或许也 因此，校方在“活跃度”一栏，留下了“中等活跃度”的评价。然而，他们不曾想到，这个不显山不露水、实实在在干事的知识分子，在回国后，在事关组织生死存 亡的关键时刻，以生命为代价，交出了一份无愧于心的优异答卷。
“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抛弃个人利益”
“李得钊出身贫寒，后来进入富裕阶级。他认为那是不平等的结果，于是坦然选择与民族共存亡，这是因为他理性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抛弃个人利益。”
在刘江波看来，传记的第二大突破是李得钊的理论贡献。她曾和华师大周边国家研究院的韩长青博士在图书馆浸淫多日，查阅《红藏：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中相关时期的数千条文章目录，最终找到李得钊于1927年12月至1931年1月，在《红旗》《红旗周报》《无产青年》《列宁青 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的31篇文章，计六万七千多字，其中正文22篇，译文2篇，杂文7篇。“我们找到的文章数量是迄今为止最多的。”
从《中国学生已往的光荣和今后的去路》《青年团的任务》等著述中可见，李得钊文思敏捷、译笔流畅，不仅热情宣传毛泽东的早期军事思想，还通过译文介 绍苏俄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这充分反映了他所经历的大革命洗礼以及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综合学习成果。而在其大量著述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当局要 根除共产主义组织的时期，所以限制出版自由和摧毁进步刊物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但李得钊依然不畏强暴，笔耕不辍，以一介书生之肩挑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重任。
刘江波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之所以充满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括李得钊在内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鼓与呼，他们架起的语言与文字之 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形成了极大声势。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接受了它，甘愿为民族独立流血牺牲，可见理论宣传工作功不可没。
不过，由于时代局限，李得钊的个别著述中不可避免带有“左”的印记，但仍然瑕不掩瑜。他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中国革命道路锲而不舍的探索，构成了其著述得以传世的基本元素，值得钦佩。
“李得钊是纯洁的知识分子，更是纯粹的共产党员”
“他是一个心里没有尘埃的共产党员。”
2016年，红军后代，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江波受李得钊之子——原民航局副局长李钊之托，担起撰写传记的重任。这对她而言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第一手资料实在太少！” 但她犹豫再三后还是接下了，“因为他的故事令人动容！”
于是，历时一年的“地毯式搜索”搜索开始。刘江波圈定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十几家单位，辗转备齐了极为严格的查档手续，在卷帙浩繁中抽丝剥茧；还赶赴京、沪、宁、杭、温等国内城市，并远赴俄罗斯莫斯科、伊万诺沃进行调研，采访了30余位亲历者后代与专家学者……
“长期从事秘密工作，讲究的是不留痕迹。所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党史中，很多地方没有写上李得钊。但是，那些没被记载的片段中几乎都有他的影子。”
刘江波告诉记者，李得钊的卓著功勋有待于更多档案的解密，也有待于更多后来者竭尽全力去破解。此番撰写对她来说，是一次跨时代行走，既是寻找前贤足迹，也是关于生命意义的探寻。
“让我尤为感佩的，是李得钊的纯洁和忠诚，他是纯洁的知识分子，更是纯粹的共产党员。”
在反革命的屠刀下，李得钊保护了有限的革命火种，为土地革命准备了一大批斗争精英。他以磅礴激扬的文字宣传共产主义，并协助周恩来在国民党势力的核 心区域创建起一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红色武装。当他经手成百上千的黄金银元时，仍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打发个人的经济窘境，而把满腔心思都花在工作上；当上级 和下级都已叛变，尊严和气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时，他却严守党的秘密，以生命践行“粉骨碎身向光明”。这背后，是坚不可摧的信仰力量。
“信仰对一般人性而言会有些拧巴，但于李得钊，信仰与人性已完全融合。他用生命构筑的精神大厦将永远以耀目的光芒屹立在人民心中。”
逝者已去，但其留下的英勇事迹将永远激励后人。刘江波希望，能够把李得钊所受的苦难告诉今天的人们，尤其要告诉年轻朋友们。当我们享受着共产党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时，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得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忘初心”的时代之问！
■人物简介
李得钊 1906年出生，温州永嘉人。1924年冬，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底，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读。12月底，赴苏联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任共产国际代表翻译。同年底，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兼做共青团中央的工作。1930年任中 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次年兼任中央特科总务科（即第一科）科长。1933年，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1934年被捕，在狱中受尽残酷折磨，于 1936年中毒身亡，年仅30岁。1951年，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其为革命烈士。革命史料陈列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