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记者周轶伦编译报道】法国国家伦理咨询委员会（CCNE）9月25日宣布称，医学辅助生育技术（PMA）的适用人群应该扩展到女同性恋和单身女性。伦理咨询委员会强调，应该意识到非生理原因导致无法生育小孩的“痛苦”。法国政府预计今年年底推出相关法律草案，并计划于明年年初进行辩论审议。法国政府发言人格里沃（Benjamin Griveaux）接受法国Europe 1电台采访时表示，“除非有特殊情况，到时法国议会大多数议员将会投赞成票支持所有女性都可通过医学辅助进行生育的条款”。
医学辅助生育在欧洲的禁与不禁
医学辅助生育利用现代医学手段代替人类自然生殖过程中的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其中包括两项技术：一是人工授精，即将精液人工注入女性体内，使其妊娠；二是体外人工受精（IVF），即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在人为操作下进行体外受精，并培养成胚胎，再将胚胎植回母体内。
目前在法国，医学辅助手段生育仅对经医学证明无法怀孕的异性恋夫妻合法开放。2015年，法国有24839名儿童通过这一方式出生，占到出生总人口的3.1%。法国所有通过医学辅助手段生育的案例中，仅有5%涉及精子或卵子捐赠，95%情况下精子和卵子来自进行手术的夫妻双方。
目前，单身女性或女同性恋寻求医学辅助手段生育在法国属于违法。有经济能力者会选择前往邻国进行手术，价格一般在数千欧元。
在欧盟，允许女同性恋伴侣或单身女性通过医疗手段助孕的国家有：荷兰、芬兰、瑞典、丹麦、比利时、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允许单身女性通过医疗手段助孕的国家有：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希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迄今为止禁止对女同性恋伴侣或单身女性助孕的欧洲国家除了法国还有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卢森堡和立陶宛。
医学辅助生育的讨论常常会牵涉到人工代孕（GPA），但两者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代孕是借第三方女性生子的过程，在法国是禁止的。28个欧盟成员国内有20个国家禁止人工代孕。完全允许人工代孕的欧盟国家有比利时、荷兰、波兰和斯洛伐克。葡萄牙允许人工代孕的条件极其严厉，只有在一些女性患有不孕症如子宫机能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寻求人工代孕。英国、爱尔兰和罗马尼亚在限制的情况下可进行人工代孕。
从治疗“生理性不孕”到“社会性不孕”
根据卫生和医学研究所（INSERM），人工授精的历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纪。1978年，第一位“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法国第一位“试管婴儿”Amandine则出生于1982年。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研究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患有不孕症的夫妇生儿育女。但从90年代末起，向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伴侣开放医学辅助生育开始成为LGBT团体和一些医生的诉求。2001年，法国国家伦理咨询委员会（CCNE）就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单身女性或女同性恋伴侣在医生支持的情况下应给予她们进行人工辅助生育的机会。限制某类特定人群进行医学辅助生育是一种歧视的表现，且是对他人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尊重。”
2012年法国大选期间，是否放宽医学辅助生育的使用范围成为一大竞选话题，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奥朗德曾承若向所有女性开放医学辅助生育。2013年，法国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一话题又被推上风口浪尖。但面对反对组织“人人上街示威协会”（La manif pour tous）以及社会舆论压力，PMA承诺遭搁浅。
对于是否向所有女性开放医学辅助生育，支持者认为，受益于捐精者，女性将可以在没有男性的情况下生育，这涉及到“社会性公平”问题，那就是同性恋女性、单身女性也将与异性恋女性一样具有生育权。当然反对的声音也层出不穷。反对者认为，医学辅助生育解决的是生理方面的不孕症，而不应该适用于“社会性的不孕症”。有些反对者站在孩子的立场，认为只有异性结合家庭才是对孩子最有利的生长坏境，其余家庭形式都会对孩子的自然成长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反对者担忧向所有女性开放医学辅助生育势必造成男同性恋群体提出开放人工代孕的要求。反对者认为，一旦开放人工代孕，父母成为消费者、孩子成为商品，而女性的肚子将成为生育工具，这在伦理上是完全无法容忍的。此次伦理咨询委员会也再次重申禁止代孕（GPA）。委员会主席戴勒弗朗西教授（Jean-Francois Delfraissy）表示：“医学助孕和代孕的最根本区别在于，代孕存在让人类身体商品化的可能，而对女同性恋、单身女性开放医学助孕则没有这种风险。”委员会认为“尊重人体”、“拒绝剥削妇女”、“拒绝物化小孩”是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
远赴国外寻找“生父”的孩子
是否“废除捐精人匿名制”也是此次伦理咨询委员会讨论的议题之一，最终委员会同意在捐精人愿意的前提下废除捐精人匿名制。在法国很多通过捐献精子出生的孩子希望获得自己的基因情况，因而提出“废除捐精人匿名制”的请求。目前，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不惜远赴国外进行DNA检测，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生父”，了解自己的基因。
Clément Roussial就是其中一位。他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12岁那年，我开始感到疑惑，因为我长得一点儿也不像父亲。一次在河边散步，父亲终于坦诚我是通过捐精者精液人工授精诞生。我当时极度震惊，但也松了口气。之前，我曾想过自己会不会是因为强奸而生，或者自己是被领养的。” Clément Roussial现在是一名法律系学生，之所以就读这一专业，或许也是受自身经历影响。“虽然父亲的坦诚并没有破坏我俩的关系，但我开始试图寻找我的基因来源。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莫名其妙与第三者签了一份合同。我去看了心理医生，甚至还前往负责母亲手术的医院询问。但我知道医院不会告诉我捐精者信息，因为这是违法的。” Clément Roussial表示：“我完全被一种不公平和侮辱感所淹没，去医院就诊，每当医生问我父母的医疗信息，我都感到一种缺失。”
同样也苦于寻找自己基因的大学生Thibault感叹：“了解自己的基因由来应该是一种权利。这是尊严问题。法律禁止我们知晓匿名捐精者的一切信息，甚至其医疗档案，如果我发现自己有遗传病怎么办？”恋爱之后，各种问题又不断浮出水面。Thibault表示：“对我来说，我不希望将这种基因不明的困惑传递给下一代。有两个疑问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中。一是给予我基因的‘父亲’究竟长什么样？二是他当初为何会选择捐精。”
医疗辅助生育协会也开始联合捐精者进行抗争，希望废除捐精者匿名制。Alain Tréboul曾于1974年成为捐精者。“一开始我只是为了帮助无法怀孕的夫妇。现在当了解到一些孩子对自己的基因来源提出疑问，我认为禁止让他们与我相见是残忍的。即使我从来不是他们真正的父亲，而且我也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觉得给他们一张我的相片也是不错的选择。这并不是好奇心作怪，只是完全禁止反而会令人痛苦。”
现在去国外进行基因鉴定成为这些通过第三方人工授精出生的孩子新的希望。据《费加罗报》报道，去年有约70名第一代通过匿名者精液人工授精的孩子前往国外进行DNA鉴定，以希望寻得自己的基因贡献者，虽然成功几率极其渺茫。
Astrid现年38岁，从12岁起她便获知了自己出生的秘密。去年秋季，她经历了两次DNA检测。还有许多像Astrid一样的孩子奔赴国外，想通过DNA检测了解自己的基因。大多数都是在美国进行检测，因为这在法国是禁止的。检测者只需在试管或棉签上留下口水，就可以通过医学科技寻找自己的基因来源。通过与数据库中他人数据进行对比，有一定几率可以找到与某一支远方亲戚的基因联系。Astrid的DNA检测没能出现奇迹，保守估计，她的DNA与3000人基因数据存在联系。“数据库中法国人还相当少，但我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进行DNA检测，数据信息也会越来越全”，Astrid说道，“DNA检测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人种信息。给予我基因的捐精者拥有20%伊比利亚血统。我还拥有一部分中欧血统，一部分北欧和意大利血统。我感到现在更了解自己了。”
不过对是否该废除捐精人匿名制，孩子中也有持不同意见者。第三方人工授精诞生者协会（Adedd）并不支持这项提议，更别说开放DNA鉴定。协会主席强调：“相较于孩子获得的关爱和教育，精子并不显得那么重要。如果取消匿名，很有可能会导致优生学。”
（编辑：刘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