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当美国“最黑暗”的犯罪小说作家眼中出现光明时，会发生什么？本文作者利奥·罗伯森（Leo Robson）来到詹姆斯·艾尔罗伊（James Ellroy）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家中，深入了解这位传奇小说家。
图为James Ellroy 2009年参加活动资料图。（图片来源：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月一个昏暗的星期六下午，詹姆斯·艾尔罗伊——美国杰出的犯罪小说作家、邪恶事物的记录者，发现自家的中央供暖系统出了问题。
“这里很冷，对吗？”他说。
我表示同意。艾尔罗伊身材高大，秃头，看起来就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法国哲学家）和费斯特叔叔（Uncle Fester，虚构人物）的结合体。他站起身来，花了一会儿功夫观察和摆弄温度调节器。然后他决定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前妻——海伦·克诺德（Helen Knode），她也是一位作家，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联合车站附近的公寓里。当时，克诺德正在家里做火鸡辣酱汤。“她应该过来看看，”他说，“这不是我的专长。”
在书店阅读会和电视访谈节目中，艾尔罗伊经常自称为“美国小说界的恶魔之犬”，展现出一副满口粗鄙闲话和下流笑话的自信形象。他说，这个形象与他本人的相似度其实只有7％左右。“我喜欢和别人乱开玩笑，”他解释说，“为什么要装腔作势？”但当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徘徊，试图分辨某个微弱的声音究竟是来自窗外的火车还是某条管道时，他看上去似乎笨拙又孩子气，甚至很亲切。
他家里的物件很少：几件朴实的、20世纪中期的家具，一整面墙的精装书，一些古典音乐CD，一套高保真音响，一个音箱和一套健身器材。除了真空包装的香肠外，他的冰箱空空如也。
艾尔罗伊和克诺德曾经养过一只名叫玛格丽特的红毛猎犬10年，狗的取名灵感来自他最喜欢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它从来没喜欢过我——它只会跟着我，冲我吠叫，不断给我压力，仿佛我是工党的党鞭。”）如今，艾尔罗伊靠着狗的照片和一个实物大小的蜥蜴模型度日，时不时和模型说说话。他没有电视或电脑，也没有纸质账单、文件或小摆件。家里唯一新添的物件，是他今年夏天要出版的小说《风暴》的新书样本。
这是一种平静的居家生活状态，有点像阿米什人（基督新教中的一个分支，以拒绝汽车、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简朴的生活而闻名），缺乏物质享受。
我提出，作为一个有好几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畅销小说家，他看起来很节俭。他回答说，他喜欢买车（目前他有一辆车）。他的典型一天是这样的：吃一碗纯燕麦片，喝几杯手冲黑咖啡，进行各种“祈祷和思考”活动（他是一个不去教堂的路德派教徒），通过传真或固定电话和自己的助理联系，然后小睡一觉。除了偶尔写电影剧本或杂志文章外，艾尔罗伊会响应“上帝的召唤”，全身心地投入小说创作。
“我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美国犯罪作家。”他告诉我。他斟酌了几秒，似乎正在脑中掂量他的对手：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等。然后他说：“你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凭《黑色大丽花》成名
成功“预言”当今时局
1987年，艾尔罗伊凭借其第七部小说《黑色大丽花》（The Black Dahlia）一举成名。这部小说以真实发生过的谋杀案为原型，也是他“洛城四部曲”中的第一部。这四部侦探小说勾勒了二战后洛杉矶的城市形象。1997年，四部曲中的第三部——《洛城机密》（L.A. Confidential）被改编成由盖伊·皮尔斯（Guy Pearce）和拉塞尔·克劳（Russell Crowe）主演的电影，获得两项奥斯卡奖。
在艾尔罗伊笔下，犯罪小说成了集历史事件、悲剧爱情、新闻和心理学案例研究于一体的结晶。他的行文以时代俚语为特色，书中融合了真实和虚构的人物，通过这些人物，艾尔罗伊探索了犯罪乃至精神变态行为的根源。美国小说家丹尼斯·莱恩（Dennis Lehane）曾告诉我，洛城四部曲是“美国犯罪小说的里程碑，就像一块巨石投进文学界，其阴影笼罩着所有其它作品”。
在完成这个系列之后，艾尔罗伊想要打造的下一个作品，是一种浸淫在恶习和犯罪中却没有“受到谋杀调查”的社会群像。
1995年，《美国小报》（American Tabloid）出版，这可能是他最伟大的小说，也成为新系列的开始。“美国黑社会三部曲”讲述了1958年至1972年间美国历史上的主要事件——猪湾事件、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被暗杀、越南战争等，以各种虚构的职业杀手和帮派成员为视角。
艾尔罗伊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道德艺术”的实践。他告诉我，他发现“为金钱或不确定的意识形态而杀戮，是非常可怕而冷酷的。给这些角色赋予人性，住进他们的大脑，并让他们与约翰·肯尼迪这样的名人联系起来，实在是不能错过的经历”。
艾尔罗伊不喜欢别人说他的作品有预言性或影射性，但在他的洛杉矶四重奏和美国黑社会三部曲中，确实能发现与当今政局有明显相似之处的情节。
这些小说将于今年夏天由Everyman‘s Library重新出版，描绘了一幅美国极端社会的多维画像：政客和大企业之间的贪婪勾结、各种流氓行径和不受约束的机构、种族仇恨、警察暴行、无处不在的联邦调查局、腐败的土地交易、好色又爱撒谎的总统、骚扰女演员的大亨、民粹主义的崛起。正如克诺德在某天晚餐时说的那样：“这就是艾尔罗伊的世界。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其中。”。
10岁时母亲被奸杀
年轻时被逮捕过40次
1948年，艾尔罗伊出生在洛杉矶，当时的名字是李·厄尔·艾尔罗伊（Lee Earle Ellroy）。他的母亲是护士，纵情享乐、经常酗酒，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德式农场。父亲比母亲大17岁，是个很有能力却非常懒的会计师，曾经当过好莱坞女星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的商务经纪人。艾尔罗伊6岁时，父母离婚了，他和母亲住在一起，但他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回忆起童年时期，他对母亲的看法始终是“酒鬼、妓女”。1958年6月，母亲的尸体在加利福尼亚州艾尔蒙特市一个学校运动场旁的树丛中被发现，是被强奸后勒死的。案子至今未破。
艾尔罗伊和父亲再也没有谈起过母亲。“就好像在验尸官检查之后，裹尸布被丢掉了。”他说。犯罪小说成了艾尔罗伊的“避风港”。他的父亲“毫不吝啬”，每周至少会在拉奇蒙特大街的“骑士书店”给他买一本书。他估计，在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夏天，他读了至少25本《哈迪男孩》（Hardy Boys）系列小说。
这段经历是“我对丧母之痛的自我调解。当时我是这样的孩子——个头很高，看着很奇怪，有着反复无常的好奇心，和爸爸住在一起。爸爸经常对着电视自言自语，不怎么工作，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我爷爷，我们的狗因为缺乏管教而在房子里随地大小便。
而在《哈迪男孩》里，秩序总是能恢复，杀手被绳之以法，正义得以伸张，帅气的主人公们都有漂亮的女朋友、可靠的伙伴，还有汽车和游艇。他们的父亲虽然也丧偶，但他是个警察，有着光明的前途，迟早会再婚”。
等到他过11岁生日时，仍然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丧亲之痛”中。艾尔罗伊的父亲给他买了一本叫《警徽》（The Badge）的非虚构作品，讲的是洛杉矶的犯罪情况和执法机构。书里有一章讲述了怀着明星梦的22岁女孩伊丽莎白·肖特（Elizabeth Short）被强奸并活体腰斩的惨案，即所谓的“黑色大丽花”悬案。艾尔罗伊将这个案件称为“纯粹的厌女症患者的精神错乱行为”。
艾尔罗伊说，那一章的情节给了他极大震撼，“比我妈妈的死给我的震撼还大”。他说，自己与这一案件的相遇是“我生命中决定性的经历”。
不读书的时候，艾尔罗伊的行为非常失控。“我会做任何事来吸引关注。”他说。1962年，他入读费尔法克斯高中，这所学校是富人区中罕见的“白色垃圾”（美国对贫穷白人的贬称）聚集地。他很喜欢激怒他的犹太同学，甚至参加了美国纳粹党的集会。“你不会见过比他们更可怜的傻瓜了。”在一次模拟选举中，他是唯一一个出于反天主教的原因投票支持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的孩子。有时，他会闯入富裕邻居的家里，去闻他们的内衣。但在这些糟糕行为的背后，他感到被忽视，感到害怕、饥饿和孤独。
事态在他的青春期后期达到了顶峰：“1965年对我来说非常充实。我被高中踢了出来，加入军队，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尔克堡进行基础军事训练。在那里，我精神崩溃，被送回了家。我父亲身体快不行了，但我还是回到了波尔克堡，然后又回到洛杉矶，因为他已经病危了。”
父亲对艾尔罗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试着搭讪每一个为你服务的女服务员。”他表示自己真的践行了父亲的遗言，“结果喜忧参半”。
被开除出军队后，艾尔罗伊搬回洛杉矶，把时间花在喝酒、入店行窃、“四处偷窥”和阅读快餐文学上。他经常露宿在公园里。为了生存，他会去卖血。为了追求刺激，他喝苏格兰威士忌、吸丙基己二胺喷雾、抽大麻，还喜欢惹恼嬉皮士（“我会对他们说‘炸掉越南’”）。
小罗伯特·肯尼迪（约翰·肯尼迪的弟弟）被暗杀的那天晚上，一个女人发现艾尔罗伊正在她的屋顶上自慰，而且因为嗑了安非他命而神志不清。
他曾被一个叫“桃子”的变装皇后（指男扮女装者）暴打。一天早上，他在旧金山醒来，却想不起自己是怎么到那儿的。因为酒后驾车、在公共场合酗酒、入店行窃、非法入侵和入室盗窃等罪名，他被逮捕过大约40次。
30岁开始写作
自信会是“下一个大作家”
到了1970年代中期，艾尔罗伊意识到，滥用药物已经妨碍到他的其它欲望。
“我想笑，想看书，想要女孩，想满足好奇心，想去看电影。我喜欢艺术，喜欢很棒的音乐，喜欢历史，喜欢看杂志上的照片。”他也对小说有了想法。
1977年，艾尔罗伊加入匿名戒酒互助会，彻底戒掉酒瘾。之后，他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找到一份球童的工作，并在30岁时开始写作。他的处女作《布朗的安魂曲》（Brown's Requiem）于1981年出版，是一部没激起什么水花的平装书。
一天，艾尔罗伊走进纽约的悬疑小说书店“神秘书店”，对老板奥托·彭兹勒（Otto Penzler）说：“我是下一个大作家。”彭兹勒回答：“如果我对此持保留意见，你不会介意吧？”
在凭借《黑色大丽花》印证自己的“大作家预言”之前，艾尔罗伊写了一系列正统的侦探小说。当时，另一位作家已经出版了一部关于伊丽莎白·肖特谋杀案的小说，而且已经被改编成电影。
但艾尔罗伊意识到，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令他具备了独特的视角。“我在那种男性过剩的环境里生活过，到处是酒精、毒品、女孩、雄心壮志的废话。”
但他也是参加过戒酒互助会的老兵，一个基督徒、保守派、道德家，一个离异家庭的子女，自己的母亲被谋杀了。他比大多数小说家更接近罪恶行为，也更愿意用道德和宗教审判的语言来表达。
艾尔罗伊并不害怕把自己的生活和作品连接在一起。他说，个人的痛苦经历“困扰着我，也提供了素材。被派去解决疑难案件的警察，政府密探，跳梁小丑，或者为了探究自己身份之谜而不得不对外国事务施加影响的专制人物——我能够很好地阐述这些家伙孤独的心”。
作品常出自片刻灵感
文风走“极简主义”
2月的一个晚上，艾尔罗伊罕见地走出家门，和朋友杰里·阿克曼（Jerry Ackerman）共进晚餐。阿克曼是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同时也是小说家。40多岁的他矮小健壮，和艾尔罗伊一样也是秃顶。两个人在很多方面品位相似：法律与秩序、20世纪中期的洛杉矶、传统礼仪、叠层平顶帽和牛肉。晚餐在艾尔罗伊公寓附近的一家餐厅进行，有各种牛排和彬彬有礼的侍者。出发时，克诺德低声对我说：“这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丹佛美食。”
晚餐时，我们聊到了艾尔罗伊正在读的书——丹尼尔·席尔瓦（Daniel Silva）的惊悚小说，讲了一个艺术品修复师给以色列摩萨德（Mossad）当特工的故事。“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职业组合。”艾尔罗伊说。在这部小说里，很多历史事件轮番登场——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前纳粹高官）的被捕，“黑色九月”（巴勒斯坦激进组织，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潜入奥运村，绑架并杀死11名以色列运动员）引发的冲突等。艾尔罗伊说：“这简直像一个中东版的‘艾尔罗伊’故事，一个精简版。”
“所以你在推荐这本书吗？”阿克曼问。
“是的，丹尼尔·席尔瓦的书销量大概是我的40倍，他很需要我的推荐（此处为自嘲）。‘我比他写得好。’——此话出自艾尔罗伊。”
阿克曼又说起了艾尔罗伊下一部小说的题材——一部关于美国财政部的书。他的书总是出自片刻的灵感，1988年的小说《绝命之乡》（The Big Nowhere）就是这样。这部小说是洛城四部曲之一，涉及同性恋、共产主义、洛杉矶道奇队、反墨西哥人的暴力行径和大屠杀后遗症。1986年冬天一个孤独的星期六晚上，故事灵感一瞬间出现在艾尔罗伊脑中。之后的《洛城机密》也是如此。捕捉灵感之后，便是艰辛的写作。
在助理的帮助下，艾尔罗伊对题材进行研究，然后编写一份详细的概要，篇幅通常与书本身一样长。没有概要，他就没法“写出一本值得一读的书”。然后，他飞往纽约与出版社的编辑讨论大纲。最终，“我会进行大篇幅、精确的调整”。他可以在凌晨1时45分开始工作。“我会把大纲定稿放在桌面上。起床后，先祈祷，然后喝一杯头天晚上做的冷咖啡，尽快进入状态。”
艾尔罗伊用“非常精确”来形容自己的语言，任何小瑕疵在他眼中都“非常明显”。他避免使用分号，也避免写着写着就转成现在时态——“这会让编辑发疯的”。“如果你想写得非常好，”他说，“就要时刻有这种意识。我是否在重复这个主题？这看起来有道理吗？是否符合逻辑？这一段在正确的位置吗？这些信息是否出现得过早？这个男人应该什么时候遇见这个女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有我的写作水平，那肯定也有这样的意识。”
难走出母亲被杀阴影
一度精神崩溃
谈起克诺德，艾尔罗伊说：“除了她，我没法跟别人在一起。”两人在1990年相识，一年后结婚：“我认识的所有其他女人加起来，也无法与海伦的灵魂、魅力和聪慧相媲美。”两人都很独立，都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不过，艾尔罗伊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克诺德则取得了康奈尔大学的硕士学位，并为《洛杉矶周刊》工作。该杂志起源于反主流文化运动，这是艾尔罗伊所厌恶的。他沉默寡言，高大健壮，喜欢“宅”在家里，总是大吼大叫；克诺德则喜欢大笑，有点大惊小怪。当她穿着剪裁得体的大衣穿行在这座城市里时，散发着一种精明而忙碌的气场。
当艾尔罗伊遇见克诺德时，他刚刚进入一种有意识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惩罚时期。当时，他正在改《洛城机密》的稿子，摒弃华丽的辞藻、隐喻和场景设置，形成一种“不断删减词汇”的习惯，这也导致他写下的笔记总是断断续续。他越来越孤僻。克诺德告诉我，当时他的行为特征是“烦躁、冲动、难以接近，总是冒出一个接一个的疯狂想法，是个从未有过平静时刻的人”。
1993年，艾尔罗伊创作《美国小报》时，克诺德采取了行动。她觉得他需要更直接地面对母亲被谋杀的事实。那年圣诞节，她送给艾尔罗伊一张旧报纸上的照片，照片捕捉的瞬间是他被告知母亲被杀后的那一刻。不久之后，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记者找到了他母亲的警方调查档案，并与他取得联系。艾尔罗伊的反应与克诺德期望的不同——他试图在30多年后解决这个案子，并写下他的发现。
1996年，艾尔罗伊出版了《我的黑暗之地》（My Dark Places），这本回忆录探讨了母亲去世带来的直接后果和更长远的影响。但艾尔罗伊认识到，这本书充其量只是对他个人创伤的部分清算。在家里，情况仍然像以前一样。艾尔罗伊说，自己当时的行为粗野、漫不经心、幼稚、粗心、孤僻，是个“荒唐的男人”。
2001年，艾尔罗伊饱受失眠和忧郁症之苦，并最终导致神经衰弱。他开始对镇静剂和安眠药上瘾。当我问他，是什么让他免于精神崩溃时，他说：“与众不同的头脑，与众不同的灵魂。我生命中被压抑的一切。”他说，美国黑社会三部曲中最畅销的一部——《冷战六千元》（The Cold Six Thousand）代表了他最极端的“删减文字”冲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编辑斯蒂格·阿贝尔（Stig Abell）说，这本书是他最喜欢的艾尔罗伊小说，但同时“在逻辑上达到了极致，丝毫不给读者喘息的时间，有一种强迫症般的特质”。
艾尔罗伊用“混乱”来形容这部小说的风格：“皮特回国了。韦恩回国了。皮特在国内活动，洛朗在国内。弗拉什也在。他们在国内各处游荡。斯坦顿留在国内，梅斯普莱德也是。老虎坎普暗中监视一切。战争升级，更多部队被派遣。骨干部队匆忙地袭击了西贡。”
对于克诺德来说，这部小说反映了艾尔罗伊身心俱疲的状态。她还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们不需要任何文学评论，只需要一名医生！”事实证明，有很多医生帮助他们——还有一个演员。当艾尔罗伊处于精神上自闭的状态时，一个朋友为克诺德引荐了凯丽·费雪（Carrie Fisher，《星球大战》中莱娅公主的扮演者，很小就开始吸毒）。“她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克诺德说，“她什么都知道。两年的时间里，在詹姆斯精神崩溃的时候，是她让我更好地明白了现代医学的愿景与实际治疗之间的差距。”
艾尔罗伊说，直到2016年去世时，费雪的体内仍有毒品。
“她从未说过自己戒掉了毒品，”克诺德说，“她只是了解关于毒品的一切。”
艾尔罗伊戒掉了毒品，但仍继续显示出崩溃的迹象。在2010年出版的自传《希利克诅咒》（The Hilliker Curse）中，他再一次更坦率地试图解决母亲带给他的后遗症。书中，他引用克诺德的一封信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他会超速开车、流口水、穿脏裤子，在克诺德的家人来访时一边自慰一边发出声音。克诺德厌倦了等他改变，提出了开放式婚姻的想法。不过最终是艾尔罗伊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叫琼（Joan）的左翼学者。艾尔罗伊和克诺德于2006年4月离婚，但他们仍然几乎每天都打电话。
与妻子重新走到一起
新作品更“柔软”
艾尔罗伊与琼的关系很短暂。和琼分开后，他搬到了洛杉矶——这是他25年来第一次住在洛杉矶。“所以，我又独身了——我很高兴，很向往。”一次，他站在窗前向南边的街道看时，再次灵感迸发：看上去很孤独的日本人，冬天坐在巴士上，在暴风雪中盘上山路，被送到高山里的曼扎那拘留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曾强制将约12万名日裔美国人拘禁在收容所）。“我立刻知道：要写四部小说，写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和克诺德在2015年重新走到一起，当时他正宣传新洛城四部曲中的第一部——《背叛》（Perfidia）。克诺德住在丹佛，所以艾尔罗伊也在那里买了一套公寓。克诺德的生活比他更接近常规：她的公寓里有厨房餐桌、壁纸和舒适的沙发。墙上挂的艺术品也并不都是以狗或犯罪为主题。
一天晚上，艾尔罗伊和我在克诺德家共进晚餐。那是一个星期六晚上，是拳击之夜。艾尔罗伊因为拳击比赛而感到兴奋，但仍然被“该死的暖气”问题分散了注意力。我们走进家门时，他转向我说：“海伦希望你脱掉鞋子。不过我从来不管这个。”门厅的桌上放着一本《风暴》，还有一张贴着“马上读我”的便条纸。克诺德和艾尔罗伊一般在两个频道上观看拳击，Show time和TheZ one，均由拳击发起人艾迪·赫恩（Eddie Hearn）经营。克诺德说，赫恩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当The Zone的画面在她的Apple TV上发生卡顿时，赫恩又成了毁掉美好夜晚的“元凶”，“去你的艾迪·赫恩”很快成了两人的口头禅。在艾尔罗伊对着电视大喊大叫的间隙，克诺德递给他一杯养生茶，但他拒绝了：“我不要这个狗屎。”他想要黑咖啡，克诺德皱起了眉头。
“我只想喝那个（黑咖啡），宝贝，”他说，“只喝一杯。”
“我不会同意的。”她回答道。
“我知道，因为已经很晚了。”
克诺德告诉我，虽然艾尔罗伊仍然很喜欢重复讲某些笑话和段子，但在其他方面，他成长了。他能够“以一种他过去做不到的方式倾听。他戒掉了很多糟糕的东西。”她提到了和杰里·阿克曼的晚餐——与朋友定期聚会。艾尔罗伊与“黑色大丽花”案件的关系也更加健康。而在多年只看自己的书之后，他也开始重新阅读别人的作品。他现在的生活方式，虽然总是吃燕麦片、也没有宠物，但精神上更放松了。
他也开始在作品中加入更多的词汇。像艾尔罗伊早期的作品一样，《风暴》里有短段落、单句和有时令人厌倦的重复句子。艾尔罗伊承认，与他这部作品相比，连那些以“干净和直接”著称的作家如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和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都显得“格外华丽”。但是在克诺德和编辑的帮助下，他现在也相信，如果他希望这些书引起“情感共鸣”，就需要放开一些东西，哪怕只是一点点。他称之为“新风格”——精确和抒情的“完美平衡”。在过去10年中，他似乎意识到需要拥抱自己的两面性——野性和控制力，正直和浪漫主义，“情绪化”和一尘不染的餐边柜。
在丹佛停留的最后一个早上，我来到艾尔罗伊的公寓拜访他，克诺德也来了。她问我们是否已经厌倦了“谈论艾尔罗伊”，艾尔罗伊说没有。谈到目前的状态，艾尔罗伊说，他觉得自己现在“对别人有着非比寻常的善意”，不过他承认自己“仍然脾气暴躁，如果别人碰到我的逆鳞，或者过于随意地对待我，我可能还是会充满敌意”。例如，当侍者问候说“嗨，伙计们”的时候。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似乎在搜罗合适的词：“我只是从来没这么快乐过。”他的新作品也反映了这一点。《风暴》并没有提供传统的“艾尔罗伊式”的阅读乐趣，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希望和慰藉。艾尔罗伊早期作品的粉丝可能觉得他变“柔软”了：不再是邪恶或唯利是图的暴力，也不再是《冷战六千元》中构建的“疯狂、仇恨和历史混乱的画面”。《风暴》关注的是“友谊、勇敢、人和人之间弥合差异和局限性并真诚面对自己的能力”。即便主人公是“一个可怕的精神病患者，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一个种族主义者”，他也有脆弱的一面，能够对日本男人产生手足之情。艾尔罗伊说，《风暴》提供了“看到一个人如何转变的震撼”。
“你这一次放松了很多，”克诺德告诉他，“这本书更加容易理解，少了很多内心的折磨。我能感受到其中透出的人性。”
艾尔罗伊含情脉脉地看着她：“我很荣幸。”
“你应该感到荣幸，”她说，“你做到了。”
艾尔罗伊发出赞同的吼声。
（本文作者Leo Robsonis是为《纽约客》和《新政治家》撰稿的自由撰稿人。）
（《1843》授权《欧洲时报》专版；原文来自经济学人副刊《1843》；作者：Leo Robson，译者：汤林石，授权发布。英文原文请见《1843》官网www.1843magazine.com）
（编辑：秋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