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中国改革开放决定恢复高考和派遣公派留学生，改变了不少学子的命运，德国华人教授、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丁永健就是其中之一。丁永健1979年加入上海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并于1980年夏天抵德，从此与德国结缘。
近日，已在德生活了38年的丁永健为《欧洲时报》撰文，回忆了自己公派留德生涯的感受，并向年轻留学生提出建议。
德国华人教授、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丁永健。（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在这里，我主要就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题、结合公派留德生涯谈一些个人的感受，也展望未来，跟年轻的学生们分享一些个人的体会和建议。
留学只能留10元零花钱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当时13亿中国人民的命运。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全会重新确立党组织路线，健全党规党纪，健全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全会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分清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提出要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推行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全会还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以我个人当时对这个简称“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议的理解水平，就记住了两句话：彻底解放思想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如果把决议里面的健全民主和法制也列出来，其实是“五个现代化”。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原因，官方只提了前四个。40年过去了，要理解这项决议的伟大，就得回顾文革“10年浩劫”之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思想僵化的典型就是“两个凡是”，一切以刚去世的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为准。不仅国内政治，即使出国留学，或者是出访的代表团，也有许多今天看来不能理解的规定，比如外出必须二人同行；不允许观看非新闻类影视节目；留学期间不许谈恋爱，尤其不许和外国人谈恋爱；不许去红灯区；定额专项实报实销地使用外方提供的奖学金，节余款必须上缴归公，个人只能留存10元人民币的外币兑换额度作为“零花钱”，等等。
再说到经济领域，中国当时已经是一穷二白。最直观的是国家外汇储备数据对比（单位：亿美元）：
当年坊间流传这么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故事。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把国库里的美元现金全部带走，害怕数目不够，先把旅馆费结了，每人按规定发了点零花钱，发现没有钱付小费，结果是邓小平放弃了自己份额。大意如此，细节其实也不重要。
当时的物质匮乏和公民的不自由，也可以作如下总结：人民生活里需要的是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还有（家庭）政治审查在等着；普通人没有录音机、电视机、计算器、冰箱、空调、汽车，房产、股票、公司更不用想了；老百姓不能考大学，不能自由找工作、开公司，更不能出国旅游，不能移民，因为许多限制，部分人也不能谈恋爱或者自由恋爱。
1980年夏，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第一期师生合影。
公派留学生成行业领军者
当时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面对文革余毒，仍然启动了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里面，其中有一条直接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就是恢复高考和派遣公派留学生。我个人的人生道路和见证的留德学习生活，就直接受到了这些决定的影响。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建材系，作为新生在1978年2月入学；1979年教育部成立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我加入了留德预备部；1980年夏天第一期留德本科生97人到达德国，我是其中的一员。
1982年中国开始改派留德（硕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派出高访学者；再加上各种自费出国留学人员逐年增加，直至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委（CSC）重启留德博士生项目。在德留学生总人数由当年的几百人发展到目前大约6万人，在外国学生中占比第一。
许多留德学生和访问学者结束留学生涯后回国工作。这个群体中冒出了许多尖子人才，从教授到院士，从合资企业老总到大学校长，还有科技部长，大都在各自行业成为领军人物，极大地推动了行业的发展。部分留在德国工作的人，也成为了大学教授或者集团董事。
要多和外国人打交道
展望未来，我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大气候下，中德关系良好，有着共同而互补的利益。我权且做如下几点预测：
第一，中国留德学生人数会继续增加；第二，文科学生比例会进一步增加；第三，德国人留华人数急剧增加，目前规模约为每年六七千人；第四，互设学术研究机构可能会有所增加。
作为留德老人员，我已经在德国生活了38年，从国外的视角见证了几乎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它的成就是绝对伟大的，但由于历史背景，不可避免地会有不足之处。所以，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是必要的。
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教训大于经验，也许有些感悟值得与年轻人分享。
一，选好导师和研究方向、课题。我当年选择的核电领域属于高科技范畴，但这几年来，核电在德国已经是夕阳产业，这样的大气候也影响了我的职业发展。
二，尽快完成论文，不要拖时间。年纪太大了，即使有博士学位，也会对公司内部的提升不利；
三，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也要学习、研究德国社会和文化；
四，要多和德国及其他外国同学打交道，提高自己的跨文化能力；
五，提高自己的组织、领导能力，比如我自己早年就积极参与学生会组织活动；
六，明确自己的特长，选择相应的职业道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辈子做研究工作；
七，积累工业界实际工作经验（三年以上），这也是德国工科教授招聘的要求之一；
八，诚实、勤奋、有团队协作精神、敢于担当，这个不仅在德国企业适用；
九，要懂得感恩，回报社会尤其关注弱势群体。说到底，社会上有成功人士就有失败人士，而一个和谐社会里，成功者必须同情、帮助弱者，在中国的目前环境中尤其需要这种认识。
1982年作为慕尼黑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致国庆节开幕词。
延伸阅读：丁永健在工业界闯荡17年后回归高校
【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报道】2017年，丁永健曾接受欧洲时报专访，谈及自己留德生涯的不少细节故事。
丁永健毕业于慕尼黑工业大学电气系，曾任职与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西门子发电部及意昂电力集团。他是中国田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全国首套数字化安全仪控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曾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仪控专家，兼任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委员，是留德华人教授协会理事会成员，此外还是一家慈善教育基金会的副会长。
“我在位于慕尼黑加兴的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一边工作一遍读博，差不多10年时间。博士毕业后又去了西门子发电部，再就是意昂电力集团在汉诺威的分部。前前后后共17年。我是2002年到马格德堡当自动化教授的。”丁永健表示。
在工业界闯荡17年后又回归高校，似乎是意外，又是情理之中。丁永健对科研、对教书育人的热情溢于言表，但如果要说意外的成分，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读博士选方向，当时觉得核电还算是高科技，时髦，前景还不错，那时候是1986年。”那一年后，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了，也是德国核电的政策天平左右摇摆的开始。丁永健坦言，回到学校实际上跟德国弃核是有关系的，待在工业界有时给他带来一种前景未卜的感觉。“于是就想着不如回到高校吧，一来有比较稳定的环境，二来我仍然可以做核安全方面的事情。”在联邦和安全委员会电气分会当专家委员，用他的话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副业”。
完全读书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丁永健说起自己大学时在学生会的经历。“那时候有个台湾同学组织的学生会，还有一个由印尼、马来、新加坡华侨学生的会。我还记得学生会主席叫小邵，他说慕尼黑终于有大陆来的学生啦，学会打着旗号叫中国学生会，现在你们才是正统，就说要让位给我们。”后来，丁永健成为主席，学会在大使馆支持下也改名“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当时是第一个。“蛮有意义的，要跟学校学生服务中心打交道，借房子（搞活动），要跟大学外办申请赞助，要去请校领导来站台发表讲话……这个对我跟人打交道、了解书本外的社会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人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组织能力。现代工业也是讲究团队的，当初花些时间在这上面，对我后来在工业界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德国华人教授、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丁永健撰文）
（编辑：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