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适的春节假期，读一本巴恩斯的书，再适合不过。
“谢天谢地，他并非完人。然而，我依然要推举他为英雄”。在英国脱欧之际，一位从美好年代中走来的波齐医生让巴恩斯不再悲观。
《The Man in the Red Coat》（《穿红外套的男子》）是巴恩斯的一部非虚构历史著作。书中，塞缪尔·让·波齐出生于一个意大利新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母亲是一位中上阶层女性，在他10岁那年病逝。波齐的继母是一位英国女子，因此他“从小讲法语和英语”。波齐从大学开始学习医学，主修妇科，并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担任军医。工作中，他积极地将李斯特提倡的石炭酸消毒法引入外科手术，在手术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拯救了许许多多孕妇的生命；他还与时代的众多医学领袖和科学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推动了医学知识的传播和进步。
巴恩斯一如既往地巧妙而精致。他通过对波齐的生平和事业的详细描绘，展现了欧洲19世纪末期医学界的风云变幻。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医学历史的见证，更是对当时医学实践和伦理道德的深刻反思。
波齐个人的情史，也是书中的重点，尽管就戏剧性而言，相较其他人物“略逊一筹”。33岁的波齐与泰蕾兹相遇时，后者23岁，在波齐的激情攻势下，泰蕾兹很快点头。然而婚后不久泰蕾兹即遭遇精神危机，一度希望选择离婚，后来为了子女选择放弃，直至波齐离世——这对外人眼中鹣鲽情深的夫妇实际上早已貌合神离。就像波齐和其他人物的生命历程一样，泰蕾兹精神危机的具体原因不详，但很可能与波齐多次不忠有关。可由于信仰的缘故，他们从未彻底分道扬镳。
书中，巴恩斯同样展现了其堪称一绝地本领——对海量材料的有效编制和呈现。十几个人物，碎片化的事实，他自如地铺在面前，滔滔不绝而无冗赘。大部分时间巴恩斯直接讲故事，但他也会时不时自隐身的叙述者走到台前，不经意但直接的提出洞见。通过波齐，他串联起一部难以归类的文化史，一段19世纪末法国文人“百丑图”：道德败坏者有之，狡猾奸诈者亦有之。猎奇者自得其乐，修正主义者窥见历史另一种可能。
阅读这本书，就像在巨大的图书馆里细细欣赏几缕光线下飘动的尘埃。波齐这个“外省中产阶级”，原本无法跻身巴黎上流社会社交圈，但是他身上散发着“中产阶级悦人的快乐”，这造就了他“圆滑的社交谋士”身份，加之他是个丹第（或曰花花公子），同时格外精于妇科，特别是怀孕、分娩等事务，使之得以进入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爵士、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王子等人的圈子，进而结识了法国、英国、美国的上流社会名人，串联起若利斯-卡尔·于斯曼、莫泊桑、奥斯卡·王尔德、亨利·詹姆斯等小说家，莫奈、塞尚、约翰·辛格·萨金特、乔瓦尼·博尔迪尼等艺术家，共同谱写一部激昂的“美好年代”奏鸣曲。
与此同时，本书也探讨了社交圈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对英国贵族社交活动的描绘，作者展现了19世纪末期上流社会的奢华与虚荣，以及人们在追逐名利和地位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惑。
《穿红外套的男子》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乍看之下是非虚构人物评传，但细读后又可称作“美好年代”文化史。在这个时期，马奈、塞尚、莫奈等画家声名鹊起，印象派、新印象派、象征派、野兽派等艺术新团体层出不穷，涤荡着笼罩于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说教的庄重氛围，为艺术乃至人生注入了新鲜而澎湃的血液。这群为艺术而艺术、或让人生模仿艺术的先锋，破坏了传统的前沿，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文/李十）
（编辑：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