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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青年说|华媒人戴九悦:我亲历、我见证、我记录


       华裔青年说|华媒人戴九悦:我亲历、我见证、我记录


       她生于北京,成长于奥地利,父亲是外交官。小时候,她看着父辈们远驻海外,为中国外交事业奉献青春;长大后,她投身华媒,坚守新闻战线,立志要向海外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本期“华裔青年说”,《欧洲时报》驻北京代表戴九悦,分享了她的故事和感受。


       以下是访谈实录:


       


       Q:请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戴九悦:大家好,我叫戴九悦,是一个北京生,奥地利长的中国人。


       由于我父母的工作原因,我从小是在学校里长大的。幼儿园、小学、初中我读的都是寄宿学校,高中我就离开了北京,来了7000多公里外的奥地利维也纳,在那里又一次住进了当地的寄宿学校。


       从小的寄宿生活,带给我了比同龄人更多的独立性,包括独立思考能力、对事情做决定的能力,成为了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人。


       奥地利的十年是我人生成长过程最重要的阶段,使我了解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同时也认识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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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大众传媒专业。硕士毕业后,回到中国,2015年进入《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工作至今,目前主要负责与中国城市、省份对接,为城市提供定制推介方案。


       我还多次参与涉东西方文化交流话题的电视节目录制,比如作为奥地利城市林茨的推介嘉宾做客央视。


       工作十余年,就我个人来讲,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就,只能说是得益于我的工作使我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观察者、见证者。


       Q:作为外交官的孩子,您的成长和生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比如可以满世界玩、见到很多外国人什么的?


       戴九悦:作为外交官的孩子,从小体会最多的可能是离别。


       由于父亲是外交官,我小时候跟父亲接触的很少。我出生后没几个月父亲就被外派到欧洲工作,与我和母亲一别就是几年。


       当年没有手机、微信这些便捷的通讯条件,爸爸给家里打电话都是到公用电话亭,很贵,所以几乎很少能接到爸爸的远洋电话。


       爸爸出国的时候我还小,也不记得爸爸的模样,只是有时候会寄回来照片,我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


       Q:小时候与爸爸之间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什么?


       戴九悦: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件事。一件大概是在我3岁多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出访,我妈说代表团出访的新闻里也许能看到你爸爸,然后全家人很早就围坐在电视机旁守着等。等到画面出来,我妈指着电视说哪个是我爸,我只记得镜头一扫而过,在我看来电视里一排都是长相相似的戴眼镜叔叔,根本没有认出来到底哪个是我爸。


       第二个童年里有关于父亲的印象就是,我5岁的时候,我爸任期结束回国,我和表哥表姐去首都机场接他。


       我爸的飞机是晚班抵达,首都机场大厅人来送往的人已经不多了。我爸还在传送带等行李的时候,哥哥姐姐就开始往里面跑,我跟着他们屁股后面也往里跑。


       其实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谁是我爸,我就记得当时表哥一边跑一边喊“二叔!”我心想,跟着他肯定不会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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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离别。2000年前后,外交工作人员家属随任以及子女留学政策放开后,我跟随爸爸的工作来到奥地利维也纳,那一年我16岁。半年后,在我还没有完全掌握语言,对环境也没有完全适应的情况下,父亲接到了回国工作的调任,而我既然已经踏上了留学之路,却不得不继续前行。


       所以,父母也是做了一个不得已的决定,把小小的我一个人留在了异国他乡。


       虽然之前十多年的寄宿生活为我打下了基础,但当时,我煎熬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是一种历练。


       我相信所有外交官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都与我的经历相似。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外交官、尤其是老一辈外交人员,其实为工作做了很多牺牲,比如不能陪伴在爱人身边,以及无法参与子女的成长过程。


       Q:您从小在国外生活,从您的角度观察到的华侨华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戴九悦:我觉得,有这些(聚少离多)经历的不仅仅是外交官这个群体,在华侨华人群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比如说那位在大英博物馆里修复中国文物的邱锦仙女士。她30年前为了将中国的古书画修复技术带到英国,而不得不选择与她在上海生活的女儿、丈夫离别。所以说在华侨华人这个群体中也有很多人为了某种事业、或是为了中国的某一项技艺的传承在做出自己的牺牲,这个是任何物质上的弥补都代替不了的,我觉得他们特别伟大。


       Q:您为什么想要投身传媒领域?


       戴九悦:我之所以会选择进入媒体行业,是跟我在使馆生活的一次难忘经历分不开的。


       2008年春天,北京奥运圣火在欧洲传递时受到很多阻挠。当时我跟父亲住在奥地利使馆内,亲眼目睹很多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由奥地利学联组织了一场奥地利史上规模最大的华人游行活动,那个场面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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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人群队伍里和大家一起高举五星红旗,和写着“2008,北京欢迎您”的中德文横幅,用呐喊和歌声表达自己的抗议,当时我的感受是:我从未如此热爱我的祖国!


       也就是这件事,促使我后来申请面试了当地一家华人报纸,《欧洲时报》·中东欧版前身——《欧洲联合周报》。我希望通过这份工作,能让我在有华人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亲历第一现场,可以为当地的华人带来更多的资讯,更完美的理想是让奥地利人和当地主流媒体听到我们的声音。


       Q:在从事媒体行业之后,您观察和记录华侨华人的视角、您对这个群体影响和感受与小时候相比,有没有变化呢?


       戴九悦:在读书时,我接触的华人群体相对比较窄,除了外交官就是留学生。而在从事了媒体行业后,采访以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华侨华人。华人涉足的领域之广这是我在读书时不了解的,我发现华人在很多行业内都是佼佼者。


       另一个感触就是,海外华侨华人是一个非常热爱祖(籍)国的群体,虽然他们身在海外,很多中国发生的大事不能亲身参与者,但绝对是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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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之前提到的支持北京奥运会,还有汶川大地震后,有很多侨胞希望能通过报社把自己的钱捐给中国,其实他们都是很普通的打工人,比如中餐馆打工的厨师上班前特意到报社来捐钱;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前期,华侨华人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国捐款捐物等等。


       Q:多年来您的工作一直深耕于“如何向海外侨胞、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这个领域,您可以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经历和感受吗?


       戴九悦:事实上,一直以来就有很多人都在为此努力,奉献着力量。《欧洲时报》2005年时与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巴黎竞赛周刊》合作出版过“中国特刊”。整个团队为此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每一个法文单词都要仔细推敲,因为一个词的疏忽可能就会有损中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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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我们做过一篇有关云南风土人情的报道,法国记者选用了一张几个云南小脚老奶奶围坐在村口的照片。我们的编辑部老师希望调整,便与法方交涉,同时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云南方面,找到一张老奶奶打保龄球的照片,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生活和人民的新面貌。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我们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学习。(稿件来源:中国侨网微信公众号 ID:qiaowangzhongguo 作者:李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