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南县是1981年从平阳县析出的新置县。苍南地域历史上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当数南宋年间(1127—1279)。苍南历史上曾经有文状元1人(徐俨夫),武状元7人(陈鳌、陈鹗、黄裦然、林管、项桂发、章梦飞、林时中),文榜眼2人(邹臻、周仁勇),武榜眼1人(戴应发),文探花2人(陈桷、黄中),武探花2人(陈元普、孔元圭),文科进士277人,武科进士157人,绝大多数出自南宋152年间,其中文武状元8人都出自南宋年间。

▲乾隆《温州府志》记载南宋“科名之盛”

状元是对科举最高一级考试——殿试后,皇帝对贡士中选定的一甲第一名赐予的称谓。状元是我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产物。科举也叫“开科取士”,指由朝廷设立考试的科目,通过定期统一考试,来选拔民间可为文官武将的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科举包括文、武两项常科。这个制度,一般认为应以隋炀帝大业三年(607)设立文进士科为开端,而武进士科却比文进士科晚了近100年。武科举始创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止,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1199年。

▲文状元徐俨夫像

平阳在南宋历史上有“状元群体”之说,平阳半数状元来自今苍南境内。“状元群体”是科举人才某一时期在某一地方结堆现象,这是人才学上一个饶有趣味且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状元呢?自隋大业三年(607)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的1248年间,大约进行过文科考试762次。据《中国历代状元录》《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中华状元奇闻大观》等书开列的状元名录,互相对照校补,又参酌有关史料,计有留名状元630名。武科考试大约500次左右,有姓名可考的武状元约182名。这样,有姓名可考的文武状元合计812名。

▲陈鳌陈鹗兄弟状元博物馆(陈红卫 摄)

但在历史长河中,状元毕竟寥若晨星。况且古代状元是全国统考,一般三年才考一次。因此,古代状元比今天状元要难考得多。可这样少量的状元,偏偏在全国出现了十三个“状元群体”现象。最突出的是苏州。明清两朝全国共出状元204名,苏州独占34名。其中清朝状元114名,苏州占27名,绍兴8名,杭州6名,山东曲阜5名。这四个地方竟占全国状元总数的40%。

▲林管祠堂中的壁画(林子周 摄)

武状元也有结堆现象,这在南宋时期的今苍南地域最为突出。据《历代人物与温州》记载,自唐宣宗十三年至清末废科举的1042年间(859—1901),温州共出武进士393名,其中北宋1名、南宋309名、明代3名、清代70多名。在此期间,平阳(含今苍南)就有294名,占温州总数的七成多。尤其是在南宋152年间,是平阳武科极其鼎盛的一个时期,据乾隆《平阳县志》记载,这一时期平阳共有武状元13人,武榜眼5人,武探花6人,武进士276人。其中,今苍南县出了157位武进士和7位武状元。

▲宋理宗加封项桂发的圣旨碑(杨道敏 摄)

南宋武科通常每三年开考一次,南宋享国152年,共开考50次,产生50名状元,平阳(含今苍南)一县就约占全国武科状元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宋代,今苍南地域出现的“状元群体”现象又以金舟乡(含今钱库镇局部)、林坳、松山、百丈最为突出。南宋年间,金舟乡出了陈鳌、陈鹗、项桂发三位武状元,林坳出了武状元林管、林时中,松山出了武状元黄裦然和文状元徐俨夫。灵溪沪山百丈除了武状元章梦飞外,林氏宋代从林坳迁徙到百丈以来,人才辈出,相继出现了26位文武进士,百丈这个地方也因此成为具有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百丈至今还保存着一本乾隆辛亥年(1791)版本的《林氏宗谱》,它不仅完整地记录着古代林氏家族的繁衍情况,还记录着当地数百年前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记录着不少历史名人如周坦、林景熙、章梦飞、林时中等人的吟唱诗词。

▲章梦飞祠旧影(杨道敏 摄)

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陈鳌中武科第一名,是温州历史上第一位武状元。其弟陈鹗在绍兴十二年(1142)考中武状元,兄弟俩仅隔四年,先后考中武状元,成为我国科举史上极为罕见的兄弟武状元。

南宋期间苍南缘何武状元结堆出现?其原因有四个方面:

苍南为南拳之乡,尚武传统源远流长,乡人素有习武传统。武术是古代中国人保家卫国之国术,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崇文尚武、建功立业作为教育的一个重点工作。苍南是闽浙交通要道所在,五代时期吴越国和闽越国时有战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以及现实需要,使当地民风十分强悍,习武之风盛行。至今,苍南民间还流传着“男壮皆练武,村村有拳坛”的民谚。

▲苍南县武术协会合影(萧云集 摄)

苍南武术源远流长,基础深厚,早在五代,原建州节度使林倪不满当局作为,怀义辞官归隐荪湖山(今望里一带)习道和传授武术,开创了苍南一带习武之风。从北宋起,为禁止海上商贩非法贸易,当地政府招募壮年男子组成部队,据险立栅,设立了蒲门、南监两寨,以防御海盗和外寇。士兵的本土化,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尚武风气。尤其是高宗南渡后,大批北方武林高手迁徙苍南,为提高苍南武术水平作出了很大贡献。

南宋之后,宋室南迁临安(今杭州),北方人口大量向南迁徙,北方社会文化精英的大批到来,中原文化重心随之南移到东南沿海,江浙一带的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此时,温州地区始于南宋时期的“永嘉学派”,已成为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三的实学,瑞安、平阳两县因而被誉为“东南邹鲁”。这对苍南人文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这里由北宋时期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学风鼎盛、人才辈出之地。由于苍南为浙江入闽交通要道,境内有鹅峰书院、朝阳书院等,文人雅士纷至沓来,私人讲学之风更加盛行。

▲宋墓前的武士俑(萧云集 摄)

浓厚的文化氛围,是苍南南宋时期武状元得以孕育成长的肥沃土壤。南宋十分强调武举的文化水平,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功,考试时要写治国策论,问孙吴兵法等,“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若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就不能参考武试。因此,这些南宋时期的武进士们均是博文精武、智勇双全之才。如武状元项桂发文采斐然,著有《皇华集》。有的原先是武进士,后来又考上了文进士,如周仁勇就是由武进士换考文进士登榜眼。

南宋年间,宋与北方金、元等少数民族国家经常发生战争,亟需武科人才。由于国势危迫,战事频仍,百姓饱受战乱之苦。众多的县人有着太多的国仇家恨,现实的残酷使人们知道,只有保国才能治国。因而县人吕宋、黄友、王自中等抗金热情高涨的主战派,都为乡人所尊崇,一时间民间习武之风遍及城乡,武林高手层出不穷,武学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苍南县飞林文武学校南拳表演(萧云集 摄)

当时国家最需要的是能够统兵打仗的将帅之才,正如兄弟武状元陈鳌、陈鹗的父亲陈文所言:“世治尚文,世乱尚武,建功报国,正此时也。”武状元陈鳌、陈鹗兄弟俩本来要考文科进士,因为受了当军官的父亲影响,为了保家卫国,才参加武科考试的。他们认为考上武状元后,就能带兵为国奋勇杀敌,力挽宋室于狂澜之中。章梦飞是苍南武状元中带兵杀敌的一个杰出代表。


平民文化兴起,为广大寒门士子和下级军官子弟入仕提供了一条捷径。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城镇商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平民文化兴起,世俗文化勃兴。用上海学者虞云国教授的话概括,那就是:“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夫平民的文化。”宋朝恢复科举后,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广开寒俊入仕之途,科举面前人人平等,不问家世,不关阀阅,以其学问和实力而定高下。

▲苍南县城新区状元公园(易际祺 摄)

通过一系列改革,宋代的科举考试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庶族化倾向,在真宗朝以后的历榜进士中,平民庶族地主和下级官员出身的士子,开始占有较大的比重,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礼部放榜,进士中无一人以权名显名。到了仁宗朝13榜进士中,竟有12榜进士第一名出自平民之家。科举制度的改革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宋代平民文化的发展。

繁荣的地方经济给县人以坚实的物质支持,鼎盛的求学之风又赋予县人以深厚的文化功底,浓厚的尚武之风给县人以超凡的武艺,加上南宋社会的现实需要对学子的影响,使那个时代苍南地域占尽武举的天时、地利、人和,从而在推行文武并重、选拔儒将的南宋武举考试中得以一展身手、独占鳌头。苍南地域的众多武进士将社会现实需要与实现自身价值紧密地结合起来,或奋勇杀敌、精忠报国,或见识不凡、政绩卓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响亮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