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天,洋面卷来的东南风,让洞头霓屿岛的空气中多了丝淡淡的咸腥一年中,出海打渔的日子又到了。


人们此时的注意力被两枚从海岛挖出的银币吸引:它们直径3.9厘米分别重24.1和24.4克,正面雕刻有双柱、王冠的图形背面则是一位老外头像各自标有年份:1788年和1790年为清乾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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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双柱银币

两枚银币并非清代工匠的作品而是来自90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头像正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也称査理三世)

两枚西班牙银币揭开了温州沉船迷踪的小小一角而这些藏身于大海深处的千年沉船正是温州古代对外贸易兴盛的力证


[危险重重的越洋之旅]

水乡温州,不仅有河港,还有天然的海湾良港,唐时便与日本、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建立固定航线。及至元代,城区北门沿江一带筑成“大石堤延袤数千尺”,还区分“以俟官舸”和“以达商舟”两类码头,供官船和中外商船靠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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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博物馆内模拟的古代港口情景

港口设施日趋完善,造船技艺也不断精进。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还曾研究认为:“唐朝商人已掌握了东中国海的气象而航行。”

中国位于最大的亚欧大陆,又与最大的海洋太平洋毗邻。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随季节变化的季风。唐朝商船一般选在四月到七月出发,这时中国沿海常刮西南季风,能较轻易到达日本。返航则多选在冬季季风将起的八九月。宋代温州状元王十朋有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生动记录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借风航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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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箔片价值高且便于携带,很可能是古代商人带到海外交易的“货币”

即便如此,深幻莫测的大海依旧危机四伏。

有资料记载,日本遣唐使曾多次遭遇海上风暴。齐明天皇五年(659),大使坂合部石布乘坐的第一艘船和副使津守吉祥的第二艘船遭遇逆风。第一艘船漂流到名为尔加委岛的海岛,惨遭岛人屠戮,剩下五人盗取船只,勉强到达唐朝括州(今温州),第二艘船则直接漂流到了唐朝的越州(今绍兴)。

从史料记载来看,相比外国船只,中国商船遇难漂流较少,但彼时造船和航海技术远不如现在,出海贸易仍是“将脑袋别在腰间”的买卖。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述,曾有海上巨商于江心孤屿和麻行码头举行祭风的水陆道场以佑平安。


[明代温州便有沉船记录]

《易经》有言:“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在这条驭海前行的道路上,有人成功,同样也有人失败。

温州历史上曾多次发现古代沉船遗迹。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记录了一则自称可信度很高的事:“温州山中有人锄地,忽露两末梢。穷之,百尺大樯也。”清代赵钧在《谭后录》中也有记载:“道光乙未岁夏秋间,大旱,邑城内湖,凿去一二尺许,见有木向上似海舶桅者,击之尚有木声。木旁又有似舡板者,不知几千百年。”他耳闻目见的沉船还不止一处:“开垦山场,屡见有船板及长钉长尺许者,又屡见有古瓷器、古钱及刀剑、石镞等物。”(出自《过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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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永嘉县志》卷首所载海洋图

随着时间变迁,古代远洋贸易的帆影业已消逝,但坊间对于那些大船的逸闻却从未间断过。

苍南新安大树下村的河边稻田下,也有过沉船之说。据村中老人回忆,曾有一艘七八十米长、十多米宽的大船斜卧此处,里头发现了许多颜色各异的瓷器。大树下村原来叫做“大船下村”,就是因这条古船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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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报道截图

本世纪初,温州市文物部门实地探访大树下村,因各方条件不成熟并未进行发掘。据当时的专家考证,大树下村古时为一片汪洋,村后的“马鞍山”原是海里暗礁。这艘船很可能当时运载陶瓷,经过大树下海域时碰到暗礁沉没,沉没时间不会迟于南宋。


[温州海域沉睡着水下宝藏]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曾做过统计:中国海域沉睡着2000~3000艘古船,其中以宋元时期居多,除了中国古船,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等国的外国沉船。温州区划海域是否也埋藏有巨大的文化宝藏?

根据从民间多年收集到的线索,2008年至2010年间,温州专家协同中国水下考古中心宁波水下考古基地,针对温州6个县(市、区)的沿海海域进行调查、探摸,最终确定了三处水下沉船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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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探摸前的准备(由温州博物馆提供)

第一处为洞头附近海域。曾有渔民在此打捞到古代陶瓷器皿,甚至发现了原生船的木头结构件。初步判断很有可能是宋代或明代的沉船。


在洞头大小门、元觉、北岙等海上交通比较发达的区域,也是古代沉船分布较多的海域。从洞头打捞出来的海底器物以晚唐五代至元代的瓯窑、龙泉窑青瓷为主。日本陶瓷专家长谷部乐尔在《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特别展览》一文中说,“各地挖掘出来的(龙泉青瓷)半数以上稍为粗制、色彩暗淡、较厚的制品”,这些特征与洞头打捞出来的南宋至元代龙泉青瓷碗相符,由此可知,当时外销瓷器主体是满足普通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瓷器,说明了那个时期温州海外贸易活跃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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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海域探摸采集的文物,有瓷器、砖块和木头(由温州博物馆提供)

第二处位于苍南附近海域。由于海水能见度差和地况变迁等原因,没能确定沉船的具体位置,但在该水域打捞上不少物品,不少瓷器初步判断为来自清代的景德镇。还采集到铜钱545枚,其中仅北宋时期的就占95%以上。这些铜钱中,发现了外国货币,有越南(明道元宝)和日本(元和通宝),这说明该船与外国有过生意往来。瓷器和铜钱来自不同的时期,因此,沉船有可能不止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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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海域当地人采集的宋代铜钱(由温州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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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海域当地人采集的清代青花瓷片(由温州博物馆提供)

第三处位于平阳附近海域,这是目前最神秘的一处。因为水域水母较多,当年探摸人员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

三处水下遗址因人员技术配备、自然环境、疫情、资金等各种因素,正式的考古发掘还未进行,沉船真相只能暂时掩盖于海水淤泥之下,等待破水而出的那天。


[ “南海一号”和温州亦有关联]

由目前有限的沉船打捞文物来看,古代陶瓷品最为常见。这并非巧合,而是佐证了温州和“瓯”字的密切关联。

温州古为瓯地,简称瓯。瓯字,古时即指陶器。瓯江流域制陶业源远流长。《八百里瓯江》一书写道:“八百里瓯江,历来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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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曾发现大批制作精美的龙泉窑系青瓷片和窖藏青釉瓷器

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温州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异常活跃,颜色淡雅、外观精美的龙泉窑青瓷就是一大出口主力。

龙泉窑青瓷为浙江龙泉特产。作为当时的“奢侈品”和畅销品,龙泉青瓷除进贡宫廷外,就是出口海外各国。在此背景下,浙南地区的瓯江流域和飞云江流域出现了许多龙泉窑系外销瓷的窑厂,生产近似龙泉窑风格的器物,其中就包括永嘉、泰顺、文成、苍南等地。这些青瓷,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顺流而下,然后转由温州、泉州等通商口岸,由小舟转大船运销各国。



2007年的广东海域,一艘南宋初期的木质古沉船被打捞上来。它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

“南海一号”因船载大量珍贵文物,被称为海上敦煌。其中就发现了大量龙泉窑系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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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一号”出水的剔犀漆器,温州也发现过类似工艺的漆器

据温州博物馆相关专家分析,温州瓯窑始于东汉晚期,唐宋时期曾有少量外销,及至宋元成为龙泉窑系中外销瓷生产的一大基地。温州烧制的龙泉窑系青瓷,作为日用品深受海外顾客喜爱。可以合理推测,“南海一号”出水的龙泉窑系青瓷中很有可能就有“温州出品”。


深海幕布下沉船缄默着封存了一切的喧闹和色彩

它却不会永远沉默终有一天会浮出水面那将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不关乎成功与失败只有无畏和雄心


(补记:两枚西班牙银币现存放于洞头区文保所,该所记录为银币“身世”提供了另一个版本:1986年发现于洞头霓屿三条垅。)



来源:温州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