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1867),瑞安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一作仲颂,号籀庼)第一次参加乡试。担任这次浙江乡试副考官的是张之洞(1837-1909,晚清中兴四臣之一)。这是张之洞第一次担任科举考试考官,这一年孙诒让乡试中举。于是,十九岁的孙诒让与三十来岁的张之洞,又多了另一层关系。张之洞曾邀孙诒让参加“南北清流大会”并多次邀他担任总教和总纂;孙诒让也曾携其《周礼正义》稿本,从温州前往湖北拜访张之洞。那么孙诒让为什么要写《周礼正义》?与张之洞有关吗?该书的刊刻为何会与晚清著名人物盛宣怀扯上联系?

历时二十七年的大工程

同治二年(1863),孙诒让随赴任的父亲孙衣言到南京生活。当时,有“半个圣人”之称的曾国藩(1811-1872),利用自身政治地位等因素,刊刻经史典籍,并在南京办有图书刊刻机构。孙诒让成了其中一员,常与同好讨论学术且各有分工。孙诒让因曾随父学习《周礼》,因此成了该书的主要研究作者。


同治六年(1867),孙诒让参加浙江乡试中举。尽管还未能考取进士身份,但他的学识已受到朝臣赏识。同治十年(1871)五月,张之洞在北京龙树寺召集雅集,孙诒让也在被邀之列,跻身众多德高望重的名流重臣,他是最年轻的一个。这次雅集被称作南北清流大会(清流派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实际上张之洞才是清流派首领级人物),是晚清史上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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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正义》

龙树寺雅集后第二年,孙诒让开始着手编撰《周礼正义》,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春,草创周礼疏稿,随后几年又陆续作资料搜补和整理。

光绪十四年(1888)秋,张之洞的广州广雅书局筹谋刊刻“国朝新梳丛书”,把孙诒让手头正在编撰的周礼正义稿本也列入其中,打算刊印。他写了封信给孙诒让的同乡好友黄绍箕(1854-1908,黄曾受张之聘,主持湖北两湖书院),邀请孙诒让前往广东商量刊刻之事。

    但孙诒让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才带着新写成的稿本数十册去见张之洞。这时的张之洞已回湖北,孙诒让在其官署与其进行了商榷,后却因计划有变,刊刻之事暂停。虽未能在“国朝新梳丛书”中刊印,但张之洞对该书评价却很高。他后在自己的名篇《劝学篇》中,有“《周礼》止读孙诒让《周礼正义》”等句。

于是孙诒让又静下心校改书稿,重新编摩疏通。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他撰成《周礼正义·自序》及《凡例》,书稿进入尾声。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刊印,即通行之“乙巳本”。《周礼正义》一书是上海排的铅版,在温州维新书局有过两次印刷。这部书被后人称作“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周礼正义》后屡有刊布,此书稿本,现仍存温州图书馆、温州博物馆和杭州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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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正义稿本(温州博物馆藏)

阐扬《周礼》经世精神

孙诒让所处的时代,西方列强已敲开清王朝大门三十多年,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清王朝国力迅速衰败且岌岌可危。为求强、求富,统治阶级进行了系列自救运动,如推行洋务运动,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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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兴四臣

而孙诒让撰《周礼正义》,除八九岁时受父亲熏陶外,更多的或许也在于为挽救时弊而阐扬《周礼》政、教两大端的经世精神。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周礼》,相传为周公所作。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采邑在周,被称作周公。《周礼》也称作《周官》,是一本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书中有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展示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内容涵盖宇宙六合,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宫廷、民政、宗族、军事、刑法、营造,有“治天下如指之掌中”之誉。

《周礼》是历代政治家的取法楷模, 孙诒让也认为是“法制所总萃,闳章缛典,经曲毕晐”(见《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后世以《周礼》致乱,并非《周礼》本身有问题,而在于运用者鄙陋无知而已。于是他在《周礼正义》序言中指出一“循古开新“的方法:

“私念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阏不能相通……然则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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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影印页

孙诒让费二十七年心血写就八十六卷《周礼正义》,应该也是寄托他治国兴邦的理想:他要“托古改制”,以《周礼》为纲,大规模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的民主思想并加以实践。



谁刊刻了《周礼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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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肖像

那么是谁刊刻了孙诒让这部历时二十七年、数易稿本的《周礼正义》(八十六卷、二百多万文字)?

随着“甲午战争(1894)”惨败和“戊戌变法(1898)”失败,从洋务运动开始,晚清几乎所有的自救活动均告失败,朝廷发令请各能臣奏议改革良策。当时另一位洋务大臣盛宣怀(1844-1916)响应朝廷号召,积极谋求维新策略。他请曾任翰林院编修的费念慈(1855-1905)担任编撰。但费念慈觉得自己无法承担编撰责任。于是经盛宣怀同意,他通过瑞安籍宝山县令胡调元,请孙诒让出手撰编,并以刊刻《周礼正义》为酬谢。如今在温州博物馆里,还存有五通费念慈写给黄绍箕、胡调元等人的信件。其中一封信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孙诒让应允了。1902年,他多方搜集时务政书,再结合《周礼》和《周礼正义》稿本,写了《变法条议》。因条议中有废跪拜、忌讳等维新理念,盛宣怀等人有所顾忌,不敢呈上。孙诒让后将《变法条议》改名《周礼政要》自行刊行。《周礼政要》凡四十篇,其阐述内容大都围绕中西方展开,体例是从《周礼》中引出适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因素,作为他主张变法自强的根据,书中涉及教育的占了约四分之一篇幅。作为维新变法教材,《周礼政要》刊行版本不少,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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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政要之部分目录

而在当时朝廷倡议大办新学的背景下,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在湖北自强学堂设算学、方言斋等教学机构。两年后,孙诒让也在瑞安筹办了学计馆、方言馆。张之洞还为孙诒让任总理的学计馆题了字。张之洞后又在1904年、1907年两次邀孙诒让去湖北担任总教和总纂。

从1905年起,孙诒让被推举为承担温州、处州两府学务管理职能的温处学务分处(后改为温处劝学公所、温处学务总汇处)总理,在地方主政者支持下,温处两地掀起办学高潮。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两府十六县在1905~1908年间,共办新式中小学近三百所。

除了办学,孙诒让还办务农会、选拔学生留日、开矿、办实业等等,或许这也正是他践行《周礼》政教之经世精神的表现吧。


来源:温州三十六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