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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规划学会首任华人主席诞生

自英国脱离欧盟已一年有余,脱欧日尽管早已度过,但生活在英国的民众对脱欧带来的“余震”依旧感受清晰。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更在满是未知的英国前景上加了一层模糊的滤镜。

目前英国脱欧后面临很多挑战,圈哥邀请到了英国皇家规划学会(The 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RTPI)2021年主席杨威,她是首任华人主席,也是第一位非白人主席;请她讲述在脱欧和疫情双重打击下城市建设应有的发展方向。

杨威1974年出生于北京,1996年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后获得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硕士、博士学位。

她现为伦敦杨威与合伙人(城市规划)事务所(Wei Yang&Partners)董事长、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英国皇家规划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英国景观学会董事(Trustee of the Landscape Institute),并被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长(DCMS)聘请为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董事。

同时,她是英国社会科学院中第一位以设计师身份入选的院士,是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杨威此次就任意义非同小可,代表着华人在专业领域取得的最高国际认可。

英国是世界现代城市规划行业的发源地。皇家规划学会成立于1914年,是代表着英国规划专业人士的官方机构,也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专业规划学会,先后曾由众多创建发展城市规划专业的先驱和领袖担任主席。

目前该机构2万6千多名会员分布在80多个国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专业规划学会之一;它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业界有着巨大影响力,是引领国际城市规划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最知名专业组织之一。

杨威在业界的成就和获得的认可不仅证明了亚裔的实力,也证明着女性在职场中可以达到的高度。

然而事实是,世界范围内,女性的职场之路并不好走,并且在较为高层的岗位中所占比例并不平衡。

非盈利研究组织Catalyst援引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Mercer)的研究数据显示,在行政高级层级(Executives)中,女性仅占23%。

杨威谈到,100年前女性在社会上收到的歧视是系统性的,甚至都不具有选举权;但幸运的是,在当今多媒体时代女性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

选择城市规划对杨威来说算是机缘巧合。她的父亲是语文老师,母亲教环境工程,小时候的杨威既继承了文人的浪漫,喜欢画画、读古代和民间故事,又显现着对理科的天赋,数学很好。

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外地旅游,是在承德住了三天,还买了一套《热河民间故事》。

她还对考古和植物学很有兴趣,小时候梦想成为一个植物家。杨威的母亲则希望她能做一名建筑师,延续自己的梦想。

报考大学时看到城市规划专业和建筑学专业都属于建筑系,虽然当时并不了解城市规划,但这个名字却莫名地令她感兴趣,于是选择投身其中。

儿时的爱好也不被辜负,她将对景观、生态、历史和设计的热爱都融入到城市规划的实践里。

脱欧后英国行业面临的五大挑战

在中英两地学习的经历塑造了杨威对城市规划独特的理解。

她认为,城市规划作为21世纪全球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行业在疫情和脱欧之下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从脱欧后行业可能面临的五大挑战,到疫情下城市规划应如何复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杨威也分享了她的看法。

Part1

英国与欧盟如何重建关系?

英国内部南北间发展差异也很大,如何提高北部的经济活力和生活水平等,都和城市规划息息相关。

Part2

人才流动受阻与行业标准再制定

杨威提到,英国有许多城市规划师来自欧洲,脱欧后人才的流动必然会受到影响。

行业标准或将产生变化,先前彼此认可的标准也许在脱欧后需要重新制定。不过如欧洲规划师协会等国际间组织并不因脱欧而改变,仍旧可以较好地维持专业研究交流。

Part3

环境的标准与维护

欧盟环境政策向来严格,英国渴望在脱欧后形成本国适用的环境标准,如何更好地保护环境、在长远利益和短期效益之间协调是新问题。

Part4

研究资金来源改变

欧盟资助了许多城市规划的学术研究,特别是跨国研究;脱欧后英国无需再交欧盟会费,欧盟对英国研究资金支援也将进行调整。

此时英国如何继续资助研究,特别是跨国研究值得去深思。

Part5

能否继续对偏远和较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欧盟自成立以来致力于平衡欧洲各地区经济发展,关注较为贫困落后的地区,英国不少乡间城镇长期受到欧盟资助。

杨威曾在德文郡(Devonshire)见到过一条小蒸汽火车观光线,吸引了不少游人,这个线路的运行就是由欧盟资助的。

“规划我们需要的世界”

在全球环境和国际形势巨变的大环境下,英国皇家规划学会发起了一项名为“规划我们需要的世界”(Plan the world we need)项目。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重新审阅了在脱欧和疫情双重打击下城市建设应有的发展方向。

比如如何保护民众,尤其是在疫情中更为弱势的少数族裔人群不居住在恶劣的环境中。

如何重塑道路规划使交通能同时高效运转并保持社交距离;如何使用新能源在满足居民消费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地产生碳排放等。

空间分配不均问题浮出水面

此外,杨威指出,透过新冠疫情,空间分配不均这一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据研究组织地球政策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Policy)的调查数据显示,少数族裔(black,Asian or minority ethnic,BAME)住在最缺乏绿色环境的数量是白人的两倍。

在英格兰,近40%的少数族裔住在绿色空间(Green space,如花园、草地等)最少的地方,而只有14%的白人是这个情况。

以伦敦为例,住在社会住宅(Council House)中的居民多以低收入的少数族裔为主,许多社会住宅并不享有大片花园、绿地等。

要理解空间分配不平等,还要追溯到城市规划伊始。

城市规划在最一开始并非政府设计,而是像埃比尼泽·霍华德OBE(Ebenezer Howard OBE)等城市改良先驱提出并形成,他们期望通过创造更好环境让社会更和谐。

正如“规划我们需要的世界”启动之初,就是希望思考通过规划人类能做些什么。

而规划本身也要求系统性地统筹全局。在疫情影响下,生命健康成为未来几十年内备受关注的议题,着眼于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众人发现疫情下身边有什么是十分重要的,从最基本的便利店到工作的地方,包括一个健康的社区应该有哪些设施等。

疫情不仅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出行方式,更提醒着世人回归“人本”的精神。

疫情前不少住在郊区的工作族需要乘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伦敦市中心上班,疫情后大家是否还愿意付出同等时间成本?这些都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

如何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健康

如何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健康,也将成为这一时代必须思考的命题。

杨威解释道,城市规划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兴起,彼时的伦敦诚如狄更斯笔下描述的一般,遍地污水横流,市区遍布贫民窟、七八口人挤在一个十米见方的屋子里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城市规划的起始是为了打造更健康的城市。

但工业革命后社会、城市和经济乘着技术发展这辆高速列车一骑绝尘,城市规划似乎变成了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如何通过开发促进经济增长逐渐成为重点,此时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类居住环境的精心雕琢被忽视。

正是这次疫情,让人们重新开始思考,什么才是对人类生存更为重要的。

从容易被忽视的角度出发

杨威强调,人永远应该处在城市规划的第一考虑顺位。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执行的是如何规划才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人在此时变成了一组组没有温度的数字。

而人最关注的其实还是衣食住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于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80年到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将发生从金字塔结构到底部急剧缩小顶部迅速扩张的巨大改变,预估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11.1%增至19.8%,15到25岁间的人口将从19%缩减至14%。

在未来,老人、儿童和女性人数之和可能占总人口近70%,因此城市规划在未来服务的对象也应是上述人群。

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工程师、建筑工人还是城市规划师,从业者主要为男性,在设计、规划和建造过程中可能不自觉地将身强体壮的生理条件默认为居民共识,女性的需求有时容易被忽略。

比如下班后走夜路,相比男性,女性更容易产生不安和害怕的情绪。

譬如伦敦市中心的许多街心公园有方便的走道,对许多居民来讲更是回家的便捷通道,但缺少路灯的设置,夜晚就显得格外阴森。

杨威提到,刚工作的时侯,曾经为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男性开发商做规划,客户曾经是铁人十项运动员,身体素质十分强悍。

这位客户希望在项目的一条主街旁规划一面高耸且不设置有窗户的墙,杨威据理力争,向他说明对女性而言走在这样的空间会觉得很不安全。

“如果在规划中从女性、或是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整个城市会完全不一样”,杨威神采奕奕地说道。

杨威亲身体会,在参加许多国际学术会议时她经常是在场的唯一一位非白人女性,大多数是五六十岁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做出决策。

她认为,多样性不仅仅是指看上去有各个族裔、各种性别的人出现,更重要的是每一种声音都能被倾听,每一种需求都能得到实践。

城市发展有阶段 要从历史试错中吸取经验教训

此外,也正是在英国的学习和实践,让杨威意识到历史具有高度重复性,许多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发达国家曾有过的试错阶段。

英国作为最早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引领了深刻改变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她急切地想把英国发展的经验和曾经的失误介绍给全世界,避免其他国家重蹈覆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许多城市被炸毁,亟待更新,恢复和平后人口激增,政府需要兴建大量住宅(社会福利房)满足低收入人口的居住需求,因此许多高层住宅聚集到一处拔地而起。

虽然暂时缓解了居住压力,却埋下了日后社会问题的隐患。

社会福利房会造成“恶性循环”

社会福利房的居民多以低收入人群为主,他们靠救济维持生活,领居境遇相似,周围没有可以学习的榜样。

杨威在做英国社区更新项目时发现,在收入最低的社群中,很多人30多岁就成了爷爷奶奶,看不到生活的目标,还有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

后代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无论是从精神还是生活上都无法受到较好的教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杨威无不痛心地说,政府可以想办法把环境变好,尽量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改变一个人甚至几代人却很难,而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在城市规划和发展中可以避免的弯路。

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走过许多城市,杨威深感人与空间的关系特别重要。

她谈到,城市规划很容易被人直觉性地认为是规划硬质空间,钢筋水泥的高楼和道路,但其实城市规划最重要的是孕育文化环境,一个城市有文化载体,才能培育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比如国际城市,人们容易认为成为纽约、伦敦就成为了国际城市,但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将其挖掘、保存并传承才是真正的国际城市。

就城市特色来论,杨威认为,英国最具魅力的是小镇,尤其是市集小镇(Market Town)。

在英国还处于农业社会时,农民需要将农产物在有王室认证的市集交易,长此以往市集就成了当地商贸聚集地。

商贸发达又促成了丰富的城市特色和优雅的城市形态,譬如市政广场、各色商店商铺等。

尽管英国小镇整体保持较好,城市特色仍受到大型超市和连锁店带来的冲击,很容易去到不同城市却发现超市还是一模一样,城市的独特性被消弭不少。

意识到这一点,英国也在努力改善,一些十分有活力的小镇中,极具特色的独立性小店也越来越多,并且当地政府也十分注意保存拥有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物。

位于肯特郡的皇家唐桥井(Royal Tunbridge Wells)、牛津附近的小镇以及约克郡等,都是这样的存在。

历史古迹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和文化传承

历史古迹对当地人来说是骄傲,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根基,愿意保护,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杨威说,在中国很多地方流传着成百上千的故事,但能证明的历史遗存却很少,这让她感到十分可惜。

城市规划有时被当做一项工程,有人认为建好了就万事大吉。但在杨威看来,建筑物落成仅仅是第一步,城市的真正脉搏在于规划长效机制,建设当下,并且保持长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良性发展。

因此文化的软质传承是如何将社区和市民文化结合到一起、提高公众的参与感、让城市的毛细血管“活起来”,这是值得世界各国交流互鉴的。

"有爱他人和共情的能力 才能做出充满爱与和谐的规划"

杨威在就职演讲上强调了规划的根本目的,即“创造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共生的体系”。

作为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专业人士,杨威认为,大道至简,处理复杂问题要从宏观角度找到其中简单的切入点。

人类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既需要适宜的空间满足生存需求,又需要良好的环境满足对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追求。

规划得当,人就能生活幸福,进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良性循环。

但可惜的是,“规划这个行业现在正在被边缘化”,从杨威的言谈中流露出深深地担忧。

她表示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许多高科技和新兴领域的发展本可以和城市规划进行更好地有机结合,但实际操作中却阻碍重重。

近年来十分流行智慧城市,许多高科技和互联网公司纷纷入局,杨威认为,大数据和“智慧”与人的关系很微妙,建造智慧城市并不仅仅是普及智慧基础设施那么简单。

以手机定位系统为例,通过大数据研究可以得出在高峰时段在哪些位置道路拥挤的情况最严重,哪些交通工具被使用的最频繁等。

譬如曾有研究显示,在北京国贸中心商圈的上班族工作地点非常集中,下班后分散后大多数回到通州,如此一来便可以了解人员通勤范围和出行趋势。

应该服务大众的数据却对规划行业壁垒高筑,如果规划行业不能做到现代化、和大数据以及未来趋势紧密结合,势必将被淘汰,杨威严肃地说道。

有人也许会反驳,规划不就是画图吗,AI和机器人那么发达,他们都可以做到,但杨威坚持,有“芯”不等于有心。

正如她眼中极为重要的爱商,有爱他人和共情的能力,才能做出充满爱与和谐的规划。

她强调对城市规划而言,慈悲和无我是两个重要道德基础,要有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