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朝绅赠给大嶂村的匾（复制品）。
前年，永嘉乌牛街道大嶂村村民余顺辉、余雄龙等人的老屋中堂，经风雨侵蚀，加之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无法居住。虽然老宅的主人现在大都迁居外地，但它却是大嶂村的太祖屋，是该村余氏始迁祖余康礼（号接生），400年前从乐清北白象镇车岙村迁居至此的第一座房子，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大家认为必须对老屋进行修缮。在修缮中，旧屋主人偶然间在中堂楼阁里发现了一个光绪年间的匾额。
日前，我回老家查看，匾额中间是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宾筵介福”，落款为“朝彩宗兄余老先生七旬双寿宗弟余朝绅书”“光绪廿一年春王月吉立”，原来是1895年清朝进士余朝绅送的匾额，非同寻常。看到这个匾额，我感到余朝彩并非是一介农夫，试想，在一百多年前的大嶂山，夫妻双双做七十大寿，设筵喜庆，还有朝廷大官为他送匾祝贺，这是个多么有福气的人啊！
余朝绅（1855-1917），号筱泉，乐清车岙人，与大嶂村余氏同根同源。余氏宗族按“成、朝、忠、孝、节，贤、仕、定、登、庸”的辈分取名，他是朝字辈，与我的节字辈，中间只隔两代。余朝绅6岁失牯，由母周氏抚养，后迁居温州丁字桥巷，跟随姑夫芷石先生。
朝绅从小聪颖好学，博闻强记，谙熟《通鉴》，问其史事，对答如流。15岁应县试考取第一名。光绪元年（1875）领乡荐，为举人。光绪九年（1883）中二甲赐进士，时年28岁。据说，乐清在清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考取进士只有二人，余朝绅是其中之一。光绪十二年（1885），他被选入翰林院，授翰林院编修。同朝的编修有汪治书、蔡元培等人。而后，又任会试磨斟官、殿试弥封官等职。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力主妥协，军队节节败退。余朝绅义愤填膺，率浙江老乡四名士上书朝廷，主张倾力抗日，力挽狂澜，遗憾的是七次上书，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均不理睬。
光绪廿六年（1900），八国联军大举进攻京城，北京陷落，朝绅失望至极，一气之下辞官回到永嘉（温州）。第二年，清廷发布新政，废除科举，创办学堂。温州创办了温州府学堂（温州中学的前身），推选余朝绅担任总理。民国初年，余朝绅又发起创办了温州甲种商业学校（温州二中的前身）。此后，余朝绅又担任浙江省教育总会副会长，温州和丽水的好多学堂创办均与他有关。
余朝绅生性耿直，不趋炎附势，虽身居高位，却能体察民间疾苦，为民办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宣统三年（1911），温州旱涝交加，粮食匮乏，百姓饥寒交迫。而财主富户米铺却乘机哄抬粮价，遂酿成抢米风潮。清温州防营统领梅占魁认为要严惩暴民，下达“格杀勿论”令。余朝绅闻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建议：一、责令财主开仓平粜；二、速筹善款，从外地购运粮食；三、在城隍庙附近煮粥，赈济饥民。碍于余朝绅的地位和声望，温州统领只好采纳。于是，抢米风潮很快平息，百姓度过了饥荒。在此期间，余朝绅声誉日隆，被市民们推选为永嘉（温州）县自治议事会议长。
余朝绅不仅在温州市区能为民请命，除暴安良，而且对身处深山中的大嶂房族宗亲也关照有加。当时，大嶂村与邻村行禅村有山界纠纷，双方经常因砍柴伐木而酿祸端。后来，在余朝绅的干预下，通过打官司解决了山界纠纷，因此，有了现在大嶂村与行禅村之间的“起诉割儿”（通过起诉打官司割断纠纷）的地名。
光绪年间，经常有成群结队的恶丐以乞讨为名，来村里敲诈勒索。对这些恶丐，说理不听，打骂又不行，无奈之下，乡人余永镐等人求助于余朝绅。朝绅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段严禁恶丐敲诈的文字，让大嶂宗亲勒石刻碑，立在祠堂门口。此后，恶丐再也不敢来大嶂纠缠敲诈了。
一块百年匾额引出一段段历史故事，一位名人。余朝绅身为绅士，有情有义，爱憎分明，造福桑梓，大嶂村人为有这样的先辈感到光荣和自豪。
来源：温州日报瓯网 余哲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