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海湾战争,从戴安娜王妃去世到王太后去世,每当国家陷入悲痛或遭遇全球性灾难时,女王总是能给英国人带来安慰。为什么人们会在危机时刻求助于她?她又为何仿佛天生就知道该说些什么

4月5日,在英国伦敦,电视正在播放英国女王特别讲话。(图片来源:新华社)

来安抚人心?有哪位国家元首能像女王一样,在讲话中提到自己80年前的演讲?

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4月5日晚上8时,女王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的时候,她的首相正因感染新冠病毒而被紧急送往医院检查。在她68年的统治生涯中,女王总是能在危机时刻为她的人民提供定心丸。一次又一次,她总是比首相更能安抚人心,即便在首相身体健康时也是如此。

“大家对政客们都只是勉强容忍而已,”阿尔伯特亲王传记作者、英国独立电视台(ITV)系列剧《维多利亚》历史顾问A·N·威尔逊(A.N.Wilson)说,“但我们对女王感召的回应带有更深层次的魔力。”

在艰难时刻,女王总是挺身而出——就像她在之前的三次特殊事件中所做的那样: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和2002年王太后去世,女王都曾发表全国讲话(2012年的另一次全国讲话是为她自己登基60周年的钻石禧年庆典)。每一次,她的表现都是低调、不张扬、不出错的。

今年4月5日她为新冠病毒危机发表的全国讲话也是如此。这次讲话的时机非常恰当:如果早一点,英国人还没有真正体会到新冠病毒和全国封锁带来的恐惧感;如果等到复活节期间,就会造成宗教方面的影响。(不过女王后来在复活节也发表了演讲——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做——仍然无懈可击,给持所有信仰的人都带来了希望、光明。)

就连女王在这次讲话时的造型也有让人安心的力量:她穿着朴素的绿色连衣裙——据说选择这样醒目的颜色是为了让人们能一眼看到她——配上简单的三层珍珠项链、单颗珍珠耳环和属于她祖母玛丽王后的胸针。(有人认为,女王选择绿松石胸针是为了将自己和祖母“联系起来”,因为她的祖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丈夫乔治五世很大的支持)。她的发型仍然雷打不动——从中间向后梳,两边微微卷起。

谈到人们的悲痛、经济上的担忧和情绪上的全面崩溃时,她的言辞很有分寸,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与公众情绪相呼应的沉痛。女王一直以来都明白,少即是多。“在国家如此脆弱的时候,女王的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历史学家安东尼娅·弗雷泽(Lady Antonia Fraser)说,“她比我大6岁,但在这样严重的疫情中,她看起来仍然如此健康。看到她如此坚强、美丽的面容,真是太美妙了。”

在这个名人们喜欢大肆渲染自己的每一种情感的世界里,女王的“不矫情”显得更为真诚。

当她说到英国人“自律、安静、有幽默感、有同理心”的特质时,更像是在说她自己。对于一个在94年的生命中一直被当作半神来崇拜的人来说,她真的非常没有架子。

在感谢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工作人员后,她转而向大多数被困在家里的人致谢。她感谢人们“留在家中”(staying at home)——而不是像政府那样用美式英语的“stay home”说法——让我们这些特别在意语法的人也非常高兴。

然而,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追忆,又让我们的泪腺不受控制。她对战争的记忆显得格外有力量,因为她是最后一位在二战时服役过的在位领导人,曾在英国女子国防军当过司机和机械师。

她在讲话中还引用了战时首相——也是她的第一任首相——丘吉尔的平实话语,这绝非巧合:“我们的后人会说,这一代英国人和任何一代人一样强大。”当然,还有她自己的精彩台词:“我们后会有期。(We will meet again)”这句话一语双关,是二战时期最流行的歌曲中的歌词。

还有哪位国家元首能像女王一样,在讲话中提到自己在80年前的演讲?1940年,当她还是14岁的公主时,她就和妹妹玛格丽特公主在城堡的房间里为《儿童时间》节目发表演讲。

“此次讲话的精彩之处在于,是女王,我们的国家元首,在对我们说话,没有任何关于梅根和安德鲁王子的糟心事,”安东尼娅说,“女王提到的王室成员只有玛格丽特公主,这让我热泪盈眶。她们在《儿童时间》上的演讲是我童年的回忆。借着这样的回忆,她用最实际的方式提醒我们,她之前也经历过这样的可怕时光——现在我们虽然又面临另一种可怕的境遇,但我们也会像那次一样幸存下来的。”

有传言称,首相在住院前曾参与女王讲话稿的撰写,或者唐宁街一定提前看到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

当然,女王的私人秘书爱德华·杨爵士(SirEdwardYoung)肯定也会过目。他们都有可能提出过一些建议,但整篇讲话处处带着女王的个人印记,那些平实的语句毫不费力就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这场危机的每一个阶段,女王都没有出错。首先,她决定在温莎城堡自我隔离,而不是在巴尔莫勒尔堡。尽管女王对苏格兰十分热爱,但她知道自己应该离伦敦更近一些,以便在必要时签署紧急法令。她也知道,有着1000年王室历史的温莎城堡,在她的臣民心目中比巴尔莫勒尔堡具有更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久前,她还取消了传统的生日礼炮仪式,因为她认为在这种时候进行这样的仪式是不合时宜的。

天生不挑剔,毫无怨言接受自我隔离

女王天生是个不挑剔的女人,她会毫无怨言地接受自我隔离。幸运的是,她现在又能和菲利普亲王全天住在一起了。自2017年退休以来,菲利普亲王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住在桑德林汉姆庄园的伍德农场里。女王去的时候,他会和她一起住在“大房子”里。当然,隔离期间女王仍然保持着奢华的生活,但自从她的遛狗师(女王为数不多的女仆之一)感染新冠病毒后,温莎庄园的工作人员就减少了。与这名遛狗者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也不得不自我隔离。不过,女王还可以信赖61岁的御用侍从保罗·怀布鲁(Paul Whybrew),1982年,他曾把闯入者迈克尔·费根(Michael Fagan)赶出女王的卧室。女王的另一个得力助手是她的资深梳妆师安吉拉·凯利(AngelaKelly),她会帮女王把头发打理成我们熟悉的造型。随着菲利普亲王在温莎城堡里住下,女王也得到了来自桑德林汉姆庄园的工作人员威廉·亨德森(William Henderson)和斯蒂芬·尼多杰洛(Stephen Niedojadlo)的帮助。

有了这些人的助力,女王在自我隔离期间似乎相对安全。她的全国讲话视频是由一个穿着防护服的摄像师用消毒过的机器拍摄的,其余摄制组人员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女王不能去温莎马场,也不能骑她心爱的马,但她可以用一部漂亮的老式奶油色电话与马夫们保持联系。她还允许同样被隔离在城堡里的工作人员使用皇家游泳池。

在整个危机期间,女王也乐见其他王室成员大放异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威廉和凯特的角色非常高调,他们被拍到访问伦敦的NHS111中心,通过Zoom视频连线访问学校,宣传国家紧急救援信托基金,发起一项500万英镑的计划来支持精神健康,并为一部英国公共卫生局的宣传影片做旁白。他们还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让自己的孩子们也参与到“为NHS鼓掌”的行动中,看起来非常可爱。

女王的长子查尔斯王子感染了新冠病毒,这肯定会让她担心,但他迅速康复并结束了自我隔离。4月初,刚刚康复的查尔斯在NHS南丁格尔医院揭幕典礼上的演讲也起了恰到好处的作用。

在哈里和梅根启程前往北美之前,王室原本的计划是将规模缩小到只有女王、菲利普亲王、查尔斯夫妇、威廉夫妇和哈里夫妇。哈里夫妇因为退出王室事务不能再使用“苏塞克斯皇家”的封号,在4月初用儿子阿奇的名字作为基金会的新名字。而这场危机让我们看到,如今的王室已经完全是“C字族”——康沃尔家族(查尔斯夫妇的封号)和剑桥家族(威廉夫妇的封号)的天下,他们都服从女王的领导。

冷静头脑、坚韧不拔的性格让人放心

再老练的政客都有失手的时候,女王究竟是如何知道该说什么和做什么的呢?她有在多次危机中幸存下来的人生经验,这一点很有帮助。但她也本能地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她从1936年起就一直浸淫在王室礼仪中——那一年,由于她的叔叔爱德华八世放弃王位,只有10岁的莉莉贝特(Lilibet,女王小名)成为父亲乔治六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甚至在这之前,她就已经接受了可以追溯到高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王室传统熏陶。维多利亚女王在她出生前25年就去世了,但那个时代的传统培养了她对“礼仪”的知识和理解——从德国人在平安夜拆圣诞礼物的习俗,到国宴餐桌的具体布局。“女王在危机中的现身让我们感到安心,因为她是维持稳定的终极护身符,”王室传记作者安娜·帕斯捷尔纳克(Anna Pasternak)解释说,“她的冷静头脑让人放心,而她坚韧不拔的性格也提醒我们要有自己的毅力。最重要的是,她对整个国家的情绪有自己的判断,并以一种近乎心灵上的直觉来回应我们的需求。”

女王的保姆玛丽恩·克劳福德(Marion Crawford)在1950年对女王儿时生活的描述中也提到了她的冷静头脑:“她还不到6岁,但显然很喜欢秩序。每天晚饭后,她和玛格丽特都会伸出手来,父亲会给她们每人一勺大麦糖。玛格丽特会把所有的糖都一股脑倒进嘴里,而莉莉贝特则把自己的糖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整理好,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还会把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每天晚上,她都会从床上跳下来好几次,只为确保她的鞋子在地板上摆得整齐,衣服也很平整。直到玛格丽特用滑稽的方式模仿姐姐的睡前仪式后,莉莉贝特才停止了这种做法。”

不用情绪领导国家,而是用头脑

女王另一个难得的本领,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打破常规。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时,她起初坚持遵守王室规则,拒绝在白金汉宫降悬挂英国国旗并降半旗致哀。传统上,白金汉宫只悬挂皇家旗帜,而且只有在女王在宫中时才会悬挂。然而,在巨大的抗议声浪中,她很快意识到打破规矩是正确的做法——于是,在女王离开皇宫去参加戴安娜王妃的葬礼时,白金汉宫降下皇家旗帜,第一次升起了米字旗,并降半旗致哀。

“戴安娜王妃去世后,女王可能误判了公众的情绪,因为对她来说,责任总是高于情感,”帕斯捷尔纳克说,“提前结束在巴尔莫勒尔堡的暑假回到伦敦,对她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例行公事让我们有安全感。稍有差池,就有进一步惊动公众的风险。女王陛下还认为,陪伴年轻的王子们、为他们提供支持是更优选择。所以,她迟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是为了回应公众的情绪。然而,她之所以在整个统治时期一直是这个国家的安慰,正是因为她不是用情绪来领导国家,而是用头脑。”

戴安娜王妃去世后,公众对女王的信任度出现了罕见的波动。但她的全国讲话使这艘摇摇欲坠的国家之船重回正轨,这主要归功于那句令人心碎的话:“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既作为你们的女王,也作为一个祖母,我说的是我的心声。”对于一个如此自制的人来说,任何情绪的迹象都会被放大。

同样,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女王知道自己应该再次打破常规,她首次授权在白金汉宫的卫兵换岗仪式上播放了美国国歌《星条旗》。

有人说,在1966年的可怕灾难发生后(指威尔士采煤小村庄阿伯凡发生废弃煤渣山倒塌事件,掩埋了乡村小学,导致147人丧生),女王推迟了对阿伯凡的访问,是另一个罕见的失误,但这其实也是一个正确的抉择。玛丽女王和温莎公爵夫人的传记作者雨果·维克斯(Hugo Vickers)说:“人们都说她去阿伯凡‘去晚了’。菲利普亲王和斯诺登勋爵灾难刚发生就立刻去了。但事实上,她很着急,生怕自己的出现会耽误救援行动,所以她在灾难发生10天后才动身。”

无论政治派别,每个人都尊重她

女王的这种应对方式是由幕后亲密的顾问们塑造的。她最初的顾问是艾伦·汤米·拉西尔爵士(SirAlan'Tommy'Lascelles),他在1943年到1952年期间担任乔治六世的私人秘书,乔治六世去世后,他曾短暂地担任女王的私人秘书。

在68年的王位生涯中,女王仅有9位私人秘书。她最珍视的人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包括1953年至1972年的迈克尔·阿德恩爵士(Sir Michael Adeane),1990年至1999年的罗伯特·费尔斯爵士(Sir Robert Fellowes),最近离任的克里斯托弗·盖特爵士(Sir Christopher Geidt)从2007年至2017年为她服务。她的现任私人秘书爱德华·杨爵士在担任她的顾问之前曾在电视界工作,因此在媒体方面给她的建议特别有价值。

2002年王太后去世前,女王也会听取她的建议。如今,98岁的菲利普亲王是对王室生活最有经验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有十足自信告诉女王该做什么的人。对于不得不逃离故乡希腊并在二战中英勇作战的菲利普亲王来说,新冠病毒危机肯定不算什么“大事”。他和女王都属于不会抱怨、“随遇而安”的一代人。

然而,就连菲利普亲王也不会出现在女王每周与首相的会面中——目前这种会面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女王为首相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保障,尤其是在危机时刻——因为她经历了太多。正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时任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在女王第一次发表特别讲话时说的那样:“你不会忘记危机,女王也不会忘记。”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漏洞百出的政治世界里,女王是极为谨慎的。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Blair)曾经见证女王在戴安娜王妃和王太后去世后的两次特别讲话,他说:“没有什么是你不能对女王说的……她可能是最适合你彻底、完全谨慎地进行对话的人。她从不会逾越底线。”

女王也是鲍里斯·约翰逊值得信赖的知己。在他住院期间,女王表达了关切之情——她给鲍里斯的未婚妻卡莉·西蒙兹(Carrie Symonds)和家人都发慰问信息——但她同时明白,国家之船必须继续航行。

她曾经见证过三位首相被疾病缠身——1953年,丘吉尔曾患严重中风;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在位期间,曾因胆结石手术失败而痛苦不堪;1963年,女王来到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病榻前,当时他的前列腺出现了问题。

雨果·维克斯说:“我们之所以有一位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国家元首,就是因为无论政治派别如何,每个人都可以尊重她。当她访问格伦费尔大厦时(2017年,位于伦敦肯辛顿的格伦费尔大厦发生火灾,造成70余人遇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带着曾经去过阿伯凡和洛克比(1988年,泛美航空的客机遇恐怖袭击,在英国边境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解体)的经验。

在漫长的执政期间,她还做出了一系列有和解意味的行动:访问德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爱尔兰。”

“她与历史的联系让我们放心,”亨利二世的传记作者克劳迪娅·戈德(Claudia Gold)补充说,“让我们相信人类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会再次繁荣起来。”

女王在最近的讲话中为这种情绪做出了概述:“我们后会有期。”在如此黯淡的时刻,除了她之外,没人能够用这样简单的几个字来鼓舞国民的士气。如果这些话出自地球上任何其他人之口,我们都不会相信这些话,也不会因为这些话而得到如此大的安慰。

(《欧洲时报》英国版与《英国电讯报》联合专版;本文作者:Harry Mount;本文编译:汤林石)

(编辑: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