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首字母缩写PTSD，已经在美国成为很常见的字眼。 （图片来源：《1843》杂志）
【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谈论“创伤”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过。然而，社会的开放性在带来好处的同时，是否也需要代价？本文作者杰西·辛格尔（Jesse Singal）探讨了应对创伤的最佳方法。
2014年，大学一年级的第六周，凯蒂在一次兄弟会的聚会上被性侵。“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性，”现年23岁的凯蒂告诉我，“我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小镇上长大，父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以前甚至从未见过男人的裸体。”没过多久，当她回到一个兄弟会成员的房间后，又遭到了性骚扰。“我让他住手，但他并没有停下来，他的大概意思是：你应该庆幸我没有逼你和我发生关系。”
凯蒂的精神健康开始瓦解。“我开始在睡梦中大叫，无法入睡，会因为梦到非常具体的画面而惊醒，真的很恐怖。我情绪失控，喝了很多酒。”她解释说。最终，她在姐姐面前“全面崩溃”，蜷缩成一团，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当凯蒂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多么不稳定时，她开始看心理医生。起初，她觉得创伤太大，甚至不敢谈起发生了什么。
用她的话说，第一步就是 “谈论如何谈论这件事”。她换了许多不同的治疗师，直到感觉自己可以坦诚地讲述这段经历。“我认为如果没有安全感，任何治疗都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一步步来，”她说，刚开始的时候似乎毫无希望，“就像面前有一堆石头，你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你可以从顶上捡起一块，但下面还有这么大一堆。”
凯蒂开始意识到，克服创伤并不是简单地完成一系列步骤或在“待办事项清单”上打勾，而是与人建立“难以置信的联系”的过程。
“这是我从中真正学到的东西：我们与自己内心、与他人的联系是多么紧密，缺乏联系会如何阻碍你的生活能力，或者说任何生活的欲望。”
如果是在几十年前，凯蒂或许只能把自己的经历藏在心里。但在过去40年里，科学家们在了解创伤、治疗创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变化的根基是社会环境的重大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公开谈论创伤的耻辱感越来越少。在过去的时代，受害者的发声会引来尴尬的沉默、嘲笑甚至惩罚；现在则会引起人们的同情。“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首字母缩写PTSD，已经在美国成为很常见的字眼。
自2004年以来，谷歌上对这个词的搜索量几乎翻了两番，在这期间，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安全，创伤也更少了。
人们愿意谈论创伤，愿意揭开一度笼罩在这个话题上的羞耻和尴尬的面纱，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迹象。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潜在症状是“回避”，即希望远离可能引发症状的刺激。如果受害者生活在一个可以公开讨论创伤的地方，可能会更好地应对创伤。
然而，随着人们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心理学家们意识到，讨论创伤并不一定完全是有益的。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遭受创伤事件的人无需治疗或药物就能完全康复。
在某些情况下，反复谈论创伤甚至可能会加剧问题，而不是提供安慰。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受害者会与自己的创伤过度“捆绑”，导致创伤经历成了他们生活的主心骨。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创伤受害者谈论自身经历的方式，与他们是否谈论这些经历同样重要。
从军营中的禁忌到官方认证的精神问题
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和医疗机构都拒绝承认创伤后遗症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英国士兵回国后表现出今天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有些人会短暂迷失，以为自己回到了战场上；另一些人则被可怕的噩梦或幻觉折磨（英国战争诗人齐格弗里德·沙逊就写过“充斥着谋杀的梦”）。荷兰精神科医生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在其关于创伤的著作《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中指出，士兵们主要被诊断为两种病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生的心血来潮。那些被诊断为“炮弹休克症”的人有资格获得治疗和抚恤金，而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人则什么都得不到。
随着患者人数的增加，冲突双方的军队都发现自己的人数在减少。1917年，英国军队颁布了一项命令，规定“在任何情况下，‘炮弹休克症’这一说法都不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出现在任何团级报告、伤亡报告、医疗文件中。”于是，炮弹休克症变成了NYDN——“尚未诊断的神经症”。突然间，关于创伤及其症状的讨论被扼杀了。根据范德科尔克的说法，德国人的做法更加严厉——他们把炮弹休克症视为一种性格缺陷，用各种令人痛苦的治疗方法来纠正，包括电击疗法。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老兵们公开谈论自己的创伤经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不被接受的。“我们都来自同一支军队，都加入了同样的沉默的一代。”美国桂冠诗人、退伍军人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说。“最伟大的一代”（指二战期间步入成年的美国人）中的男人们被要求成为沉默的一代——上世纪中期提倡的“男子气概”观念给表达痛苦留下了很小的空间。“战后，他们让百姓收养军犬，帮它们适应平民生活，”在二战中功勋卓著的美国陆军中尉奥迪·墨菲（Audie Murphy）说，“但他们立刻把士兵变回了平民，让他们自生自灭。”
这种情况直到越南战争时期才有所转变。美国老兵团体大声疾呼，要求政府正视回国老兵面临的折磨（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也助推了这场运动）。许多士兵报告，他们饱受记忆闪回、焦虑、失眠和其他心理症状的折磨，很难重新适应平民生活。一些人最终无家可归、吸毒成瘾，甚至更糟。以尼克松总统为代表的一些鹰派人物极力阻止人们充分认识到战争造成的创伤，认为这样会影响战争进程、损害主战派的声誉。
但最终，理性战胜了一切。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加入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正式将其定义为一种精神健康问题，指“超出人类正常经历范围的心理创伤事件造成的后果”，这类事件包括近距离接触死亡、濒死体验、严重伤害和性暴力等。
科学家认为，当帮助我们识别和应对威胁的神经反应受到过度刺激时，就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可能导致恶梦、侵入性记忆和对事件片段的突然闪回。创伤后应激障碍通常会引起强烈的身体反应，例如由回忆起最初创伤的刺激引发的恐慌发作。患者会在脑海中不停重复一段创伤性经历，产生被自己的神经系统“挟持”的感觉。来自密苏里州的政治家杰森·坎德（Jason Kander）去年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在美国陆军担任情报官员、在阿富汗服役十多年后，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变得高度警惕”。在餐厅吃饭时，他总是在考虑有多少个出口，拟定4种不同的计划来应对突发状况。他说，自己“大约有12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s）是战地记者、前海军陆战队员。一位心理分析家曾经告诉他，“创伤会破坏时间的结构”，使个体难以摆脱源头事件的拖累。正如他在《邪恶时刻》中写的那样：“在经历创伤之后，你可能会原地打转，发现自己被卷入一个漩涡，或者像个皮球一样从现在弹到过去，又从过去弹回现在。8月变成了6月，6月变成了12月。现在几点了？再猜一遍。在这个创伤宇宙中，物质的基本定律不再起作用：吊扇可以是直升机，汽车尾气可以是芥子气。”
谈论创伤经历会让人更难走出来？
过去的40年里，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更多公开讨论，推动了许多治疗方法的发展，这些方法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凯蒂发现其中有两种疗法对她特别有帮助。一种被称为“眼动脱敏与恢复”，要求患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创伤的来源上，同时按照治疗师的指示将眼睛向特定方向移动。对凯蒂来说，这种方法 “效果出奇好”，尽管“很难解释发生了什么”。科学家们也尚未完全理解这种方法为什么会起作用。
凯蒂还发现，认知行为疗法（CBT）对她很有用。这有助于患者改变扭曲和消极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思维模式往往会加重他们的痛苦。对凯蒂来说，问题主要集中在她对自身的罪责感上。“我怎么会这么笨呢？我怎么能想不到别人会伤害我呢？我一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我有问题才会吸引这种人。”她作了很大努力，让自己抛弃“整个世界都是混乱和邪恶”的想法。被性侵后，她意识到自己有时会像《蝙蝠侠》电影里的小丑那样说话：“‘世界是混乱的，人是坏的’——类似这种受到创伤后会发表的有点可笑的断言。”认知行为疗法让她体会到生活的细微之处。
但并不是所有常见的创伤治疗方法都那么有用。突发事件紧急晤谈（CISDS）就比较有争议。上世纪80年代，一位取得人类发展学博士学位的前消防员和护理人员发明了这种疗法。他观察到，紧急救援人员经常会默默忍受痛苦，而这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美国许多地方的政府会在火灾或车祸等重大事故发生后72小时内通过私人公司组织紧急晤谈。参与者被召集到一个小组中，鼓励他们在主持人的带领下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讨论自己的感受，不要藏在心里。
许多参与者对这种小组评价是正面的，但2002年发表的一项总结了所有相关研究文献的荟萃分析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CISDS的人比那些接受其他治疗或根本不接受治疗的人出现了更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但CISDS的拥护者并不认可得出这一结论的研究方法）。一些创伤研究者认为，让人们接触到其他人的症状，可能会干扰从创伤经历中自然恢复的过程。我采访过的一位紧急救援人员在犹他州一场可怕的巴士车祸现场工作后参加了CISDS，他告诉我，他发现其他人讲述的内容是如此陌生，他相信这些讨论阻碍了他的康复。
谈论创伤本身并不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越来越多证据表明，通过引导人们将自己视为创伤患者，我们实际上可能增加了他们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几率。
“自我效能感” 应对创伤的关键因素
201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33名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心理学实验室，在MacBook（苹果笔记本电脑）上观看一段长达10分钟的令人不安的视频。视频中，一架摇晃的摄影机靠近高速公路旁一辆翻倒的灰色汽车。遍地都是车祸受害者，看不出哪些人活着，哪些人已经死了；有些人显然是被暴力甩出车外的。在影片接近尾声时，镜头定格在一名死者圆睁的双目上。
这些学生正在参与一项由亚当·布朗（Adam Brown）领导的研究。布朗当时在纽约大学工作，现在已经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创伤与全球心理健康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在学期之初，每个学生都接受了一系列心理测试。在观看上述视频之前，一些学生被告知，心理测试结果显示他们是“非常擅长应对创伤”的人，能够迅速从创伤经历中恢复过来。另一些学生则被告知，他们应对创伤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在处理不利于自己和有压力的生活事件时缺乏控制力或信心”。
视频结束后，每个学生都被要求“闭上眼睛放松”3分钟。当他们睁开眼睛时，研究人员让他们估计一下，在这3分钟时间里，视频中的声音和画面侵入他们脑海的次数，以及视频带给他们的痛苦程度。“擅长应对创伤”的学生平均回忆起大约4.5次，并在10分制的评分表上给自己的痛苦程度打了5.65分。相比之下，“应对能力差”的人回忆的次数多达18次，他们的痛苦程度接近8分——这是一个显著的差异。
其实，实验前对每个学生“创伤应对能力”的评估都是捏造的。只是告诉他们应对能力的高低，就能改变他们的反应。一些学生预想自己会回忆起车祸画面，结果真的不堪其扰。
学生们在离开之前就被告知了真相。然而，这似乎已经于事无补。实验结束24小时后，那些“应对能力差”的人仍然比“擅长应对”的人报告了更多次的创伤回忆和更高的痛苦水平，而且能更准确地回忆起视频中的可怕细节。在去年的一项后续研究中，布朗和他的同事们对另一组实验参与者进行了整整一周的跟踪调查，结果仍然是相似的。
布朗对“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这一概念很感兴趣。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一个人对世界的掌控感，对自身影响力的信心，以及对驾驭人生经历的信心。布朗认为，自我效能感的差异可能是每个人面对创伤反应各不相同的原因之一。布朗认为，某些创伤事件后的长期痛苦可能与“无助感”有关。“‘我觉得自己疯了，我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感受世界了，有些东西永远回不去了，这些问题会永远持续下去’——这种类型的自我评价可能会无意中加重症状，提高痛苦的程度，影响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长期发展。”布朗说，一定要认识到：痛苦是正常的，要相信你最终会从中恢复，这可能是建立复原能力的关键。
自我效能感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暴露于创伤性事件后，有些人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些人却没有。199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超过60%的美国成年人曾经经历过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认定的“创伤性事件”，比如殴打、强奸或严重事故等。然而，只有8%的男性和20%的女性发展出长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此外，相当一部分人在创伤性事件发生不久后，会出现至少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症状大多会自行消退。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研究人员对生活在世贸双塔周围7英里范围内的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发现有7.5%的人在袭击后8周内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但2002年2月进行的一项跟踪调查发现，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2%左右。大约80％的明显病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考虑到研究人员跟踪调查的时间间隔不长，大多数人可能是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痊愈的。
相信“我命由我”就能提高克服创伤的能力
哈佛大学的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在《回忆创伤》（Remembering Trauma）一书中写道，大量证据表明，创伤性压力源只会在少数受害者身上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创伤经历在一个人心中的意义。比如，根植于心的政治信念保护了一些酷刑受害者。被土耳其当局逮捕并遭受酷刑的左翼活动人士所遭受的负面心理影响，比因普通刑事案件含冤入狱的人要少。研究人员就此得出结论：对政治事业的积极信念在这些人的心中创造了一片缓冲区，保护他们免受酷刑带来的严重心理后遗症。
在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发现是——“创伤的严重程度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程度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在决定一个人是否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过程中，有一个复杂的认知因素网络在发挥作用，其中有些因素是个人无法控制的。过往精神健康问题、较低的智商、较高的神经敏感性（心理学家将其定义为一个人经历负面情绪的倾向）都会导致人们患上更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尤其当一个人曾经经历过不那么严重的创伤——比如轻微的交通事故或言语攻击后，在经历更大的创伤时，就更容易产生严重后遗症。
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智商或核心人格特质，但另一些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的因素可能更具有可塑性，这也是布朗和其他研究者对“自我效能感”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他们相信自己的研究有可能帮助人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人们对不良经历的必然反应，可以通过控制自己面对创伤时的反应方式——也就是提高自我效能感——来提高自己的抗压能力。
一些早期研究已经显示出希望。一个研究小组在阿姆斯特丹对一些因创伤性经历而受到心理问题困扰的难民进行了一项名为“7ROSES”的干预试验。不是直接关注他们的苦难，而是着重于帮助他们应对问题，提高他们对自己有能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信心。主要操作方式是通过小组讨论来培养和提高自我效能感，学习辨别“充满希望的信息”，认识到自己的内在力量。目的是“用积极的应对策略（寻求社会支持、与朋友交谈）取代消极的应对策略（退缩、独自待在房间里）”。虽然这只是一项观察性研究，但取得了积极的结果：1/4的参与者实现了自我效能感的改善。
在2016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美国一组经常接触到别人的创伤性事件的医疗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通过网络进行了一种练习，以提高自我效能感。他们被要求反思那些使他们丧失心理承受力的障碍，并制定克服这些障碍的策略。其中包括思考自己以前克服障碍的经验，以及“辨别出显示自我怀疑的消极想法”。和7ROSES干预试验的情况一样，这项研究的早期结果也是积极的。它似乎提高了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感，减少了他们因听到别人的创伤而引起的压力，这种压力被称为“二次创伤性压力”，医疗从业者、社会工作者等护理类人员都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压力。
布朗正准备在今年夏天对医院急诊科的工作人员进行另一项研究。在4周的时间里，参与者将被要求回忆他们克服逆境的事例，找出让他们克服逆境的因素，想象未来可能遇到的压力事件，并思考解决这些事件的具体细节。布朗的论点是：一个人在经历了潜在的创伤事件后，不应该以完全无助的状态走出来，以至于在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时面临崩溃。相信自己有克服困难的能力，这种信念本身就能增加克服困难的可能性。
太多人急于“自我诊断” 创伤定义被滥用
当一个社会不鼓励甚至惩罚讨论创伤问题的人时，就加剧了创伤者的痛苦，剥夺了他们获得治疗或支持的机会。幸运的是，如今在许多国家，公开谈论创伤经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但一些专家现在开始质疑，某些文化上的转变，是否导致社会对所谓“创伤”的定义过于宽泛。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提出了“概念蠕变”的说法。他认为，某些概念，如“霸凌”、“成瘾”和“创伤”等，已经变得有些过载，并扩展到更广泛的——有时甚至是更温和的——一系列经验。
哈斯拉姆指出，在很多时候，这种扩展是一种必要的、积极的进步。例如，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将婚内强奸定为犯罪，但在许多国家，婚内强奸仍被允许或被忽视。然而，在某些领域，创伤的定义——也就是有人因此自视“受创伤”的可能性——已经变得过于宽泛，以至于哈斯拉姆担心这可能会带来伤害。“预期的力量非常强大，”他告诉我，“关于你对一件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事情让你难以承受，你觉得自己需要多少时间恢复，或者你是否需要第三人的帮助，所有这些事情都很重要。怎么可能不重要呢？”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2018年出版的畅销书《美国人的心灵拷问》（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该书由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和格雷格·卢克亚诺夫（Greg Lukianoff）合著。作者写道，鼓励更多人使用心理治疗和精神疾病方面的语言很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他们认为，这些标签本身就会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在写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卢克亚诺夫以自己的生活为例称：“我是一个与抑郁症作斗争的人，但如果我把‘我是抑郁症患者’纳入自我定义中，我就会一直向这个方向靠拢，并怀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因为这就是定义我的东西。”海特和卢克亚诺夫表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是像过去那样条件反射式地告诉痛苦中的人“坚强起来”。相反，他们认为应该寻求一种平衡，在同情创伤者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将事件在一个人的脑海中放大后可能带来的潜在伤害。
找到这种平衡的一个障碍是，无论是否被正式诊断，创伤后应激障碍现在已经成为了某种“通行证”。创伤受害者能够畅所欲言，不再被看作装病者、弱者或骗子，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有些人现在把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和抵御言语攻击的防线，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会在显著位置展示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我在Reddit论坛上看到的一次交流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孩子认为自己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理由是当父亲大声呼唤他的名字时，他会受到惊吓——其实这并不能证明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但他立刻得到了论坛上许多人的赞同。
在当今的喧嚣生活中，认同自己是创伤患者，可以显示一定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甚至得到一个被认真倾听的机会。这样做还可以帮助你获得支持，尤其是从网上那些有同类经历的人群中。但是哈斯拉姆警告：“一旦它成为你身份的一部分，就很难放手。你的自我意识被它包裹，你的社交圈也被它包裹。”而创伤研究中的证据表明，对自身创伤的强烈认同可能会阻碍康复。
2006年，心理学家多尔蒂·伯恩森（Dorthe Berntsen）和大卫·鲁宾（David Rubin）公布了一项名为 “事件中心性量表”（Centrality of Event Scale，简称CES）的指标。该量表来自于一份问卷，要求受访者在1到5分的范围内，对一系列陈述评分，如“这一事件已成为我理解新体验的参照物”“这一事件使我的生活与大多数人不同”“我经常发现这一事件与我目前人际关系的联系和相似之处”。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他们确立了这样的观点：你越是把自己的创伤视为生活的中心事件，就越容易出现长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
麦克纳利赞同这一观点。“如果你将童年时受到性虐待的经历（或其他创伤性事件）视为自我身份认同的中心，它往往会塑造你看待生活、看待自己，看待未来的心态。”
麦克纳利认为，如果创伤已经构成你身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愈。他曾在一群退伍军人中观察到这种效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对越战老兵进行了一项自传式记忆的研究。他注意到，那些记忆力受损最严重的人都穿着军装。“你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是越战老兵，他们穿着战斗装备，头戴退役老兵帽，有个人甚至拿着上膛的枪走进来。”对这些人来说，越战就是他们自我定义的中心。“他们退役已经二三十年了，却还穿戴着越战的东西。他们被定格在了过去。”
麦克纳利表示，还有一些诱因可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呼吁关注军事人员心理健康的声音越来越多，他注意到一些老兵及其支持者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创伤性应激障碍是“永远无法恢复的慢性复发病”。然而，考虑到大多数暴露于创伤的人并不会出现创伤性应激障碍，而且出现症状的人在寻求治疗后往往会康复，这种理论其实是不准确的。
许多主张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慢性病的人相信，他们是在为创伤患者做正确的事情。然而麦克纳利担心，这种误解会诱发不必要的痛苦。“如果我以为这是会反复发作的慢性病，就会畏缩不前，在生活中采取措施帮助自己掌握恐惧、克服症状、重回正轨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在当今时代，麦克纳利的担忧尤其具有针对性，因为许多人在去看正规心理治疗师之前会在网上互助小组中寻求帮助，甚至完全以网络建议代替治疗师。有些人可能会把短暂出现的症状——例如在痛苦事件发生后立即出现的记忆闪回——误认为是他们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证据。与其他同样认为自己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一起回顾这些症状，可能反而会延长他们的痛苦时间。
在暂时望不到头的“苦海”里 为自己打造一艘小小救生艇
和凯蒂讨论这些问题让我很不安。在大学里受到侵犯后，她出现了很明显、很严重的创伤，在最低潮时曾想过自杀。但当我和她探讨这个话题时，我发现她已经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参加过两个性侵互助小组，感觉很艰难，因为一旦你加入，对这些人来说，你的身份就是一个性侵受害者。然而，这正是我想要摆脱的东西。在小组里，我努力不当一个受害者，但这正是我在小组中的全部身份。这是一种很‘拧巴’的状态。”
在这些小组中，她见到过各种性格的人。“一种极端是，‘我要忽略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我需要打造一个全新的自己’；另一种极端则是‘这件事就是我的全部’。”凯蒂认为，最健康的状态是在两个极端中找到平衡。“我一直在努力创造一个我可以去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不受‘性侵受害者’身份的限制，也不需要满足某种期望，但仍然能够公开谈论我的创伤，理解它是如何影响我的。”
41岁的纽约人丽莎表达了类似的感受。丽莎曾被父亲性侵，她告诉我：“肯定会有一些时候，我更容易接受‘受害者’的角色，尽管这让我觉得自己被过去扼住了喉咙，但也给我带来一种‘主角心态’和‘政治趣味’。”她反复访问几个性侵受害者的交流网站，尽管她发现那里的故事会勾起她的激动情绪。“我会重复进行同样的检索，只是为了自怜……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强化那种没有人关心我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她在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中找到了“安慰”。“我是无权者，别人是特权者。”她还觉得，这让她把自己性格中不太吸引人的部分归咎于心理创伤。丽莎曾寻求过帮助，但当她的心理治疗师把重点集中在她的经历上时，并不总是起作用。“有时候他们很擅长深入研究过去，弄清楚我的故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擅长，‘好吧，这就是你的心理状态？你这样怎么负重前行呢？’”
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后，能够得到有效治疗的人往往会得到好的结果。但美国的精神健康系统尚不够完善，难以提供持续的治疗。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超过一半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美国人在过去一年中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在发给我的后续邮件中，丽莎表示，她感觉自己的治疗没有效果的一个原因是，她每周最多只能看一次心理治疗师，而她需要的支持可能远超于此。当然，这或许能让她更容易摆脱无休止回顾自己遭遇的状态，更坚定地走向未来。“我只能勉强负担得起每周一次的治疗费用，更不用说更多次数了。”在其他国家，为创伤后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的服务甚至比美国还要有限。
在更多人能够获得心理健康服务之前，许多处于困境中的人都会花时间在网上寻求非正式的建议，并试图控制自己的病情。而且，如果越来越多人认为自己受到了创伤，其自行诊断的标准远远超出了医学专家认可的范畴，而社会力量也鼓励他们这样想，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许多人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造成伤害。
2019年10月中旬，也就是被性侵5年后，凯蒂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父母。这让她的康复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前，她什么都没有对父母说，因为担心他们的反应会对自己造成伤害而不是帮助。相反，父母的表现“真的、真的、真的很棒”。“仅仅是让人倾听我的经历，就增加了这样一层意义——也许我的整个人生不一定非得是一场悲剧，”她说，“也许这只是我人生的一个章节，只是匆匆一瞬。但当时真的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它真的会摧毁你的自我认同。”
尽管有了这项进步，凯蒂还是没有找到安全感或舒适感。她仍然在一个循环中挣扎：把别人推开，然后因此感到被孤立。部分原因源于朋友们与她之间的巨大经历差距。作为20岁出头的女性，“我的朋友们烦恼的问题基本上就是，万圣节该扮成谁？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负担比较重。”有一个心理治疗师，意味着有一个“愿意和我一起坐在泥潭里的人”。“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要造一艘船，这样就不用直接坐在大海里了，有点像在一个小小的救生艇里漂流。”
那艘救生艇是什么样子的？从我们的谈话中，我感觉到凯蒂才刚刚开始设计它。她正在专注于那些能给她带来快乐的部分。“今天很辛苦，但我还是很喜欢动物。我喜欢徒步旅行。专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事情，让生活更有价值，让可怕的事情变得更容易忍受。”
（原文来自《经济学人》旗下双月刊杂志《1843》，作者：Jesse Singal，译者：汤林石，授权发布。英文原文请见《1843》官网 www.1843magazine.com）
（编辑：白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