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记者陈斯睿、田皓雪子报道】在全球疫情面前，西方向来倡导的人权观念也受到了极大挑战。此次疫情中选择性救治（放弃年龄大的人救更年轻的）、驱赶外国公民离境、消极应对等现象的出现，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和哲学系教授曾敬涵认为，这暴露出西方人权至上的价值观只是“看上去很美”。西方人权观的建立基于发达国家已发展到一定阶段，此时强调公民、政治权利。然而在疫情面前，生存的重要性更为显著。同时，不同国家发展状况参差不齐，西方人权观无法推广到世界范围，无法达成国际规范。
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国家发展阶段不同，产生的应对政策不同，曾敬涵认为这由政治体制、环境决定。中国政府拥有果断的执行能力和高度决策效率，值得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国家的政策依靠道德感召度和非政府组织（NGO），体现出公民组织能力强，民众教育程度高，社会发展程度高等特点，弥补西方政治体系中政府所做不到的功能。
多国在疫情面前自顾不暇时，不少个人或组织，甚至政府高级官员提出对中国索赔的要求。
曾敬涵认为目前尚无官方论调，没有必要太过严肃地看待索赔问题。同时，索赔，即具体化中国在疫情下所需负担的责任到经济层面，要提出具体数字。但在此层面上从逻辑以及法理角度都无法解释清楚。此外，多位专家指出，现在越来越多人将新冠疫情和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相比，当时也并未有国家求偿。病毒是针对全人类的卫生健康危机，不是一国之事，该论调从世界格局、法律、历史等多方面考虑并不合理。
（编辑：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