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刘望山编译】成百上千位政商界领袖曾在阿斯彭研究院（Aspen Institute）研习。边享用美味的晚餐边探讨柏拉图真的能抵抗民粹主义吗？本文作者琳达·金斯特勒（Linda Kinstler）对阿斯彭进行了实地探访。
图为阿斯彭思想节的logo。（图片来源：Aspen Ideas Festival官网）
辩论未始骂战先行：
民主并非社会最佳之选？
研讨会开始几周前，我收到了一份定制选集，要求我在抵达之前将选集内的文章各读两遍。我需要“远离俗世”，为开启一段“合作之旅”做好准备，还得通过邮件回答一份有关领导力风格的问卷调查。例如，我在“领导力之旅”中处于什么位置？我的组织面临哪些“最严峻的领导力挑战”？“用一句话概括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阿斯彭研究院的主体建筑是阿斯彭草地度假中心（Aspen Meadows）。这是一家四星级酒店，隶属于温德姆酒店集团（Wyndham Hotels＆Resorts）。（据说伊丽莎白·帕普克曾说，如果阿斯彭研究院沦为一家五星级酒店，她会感到很伤心。看来他们逃过了一劫。）抵达后，我领到了接下来一周的日程安排，以及共同参加研讨会的领袖资料，可以说产业界和文化界的精英都到位了。有哥伦比亚肿瘤专家、空军官员、大学校长、英国投资经理、大麻产业主管、社交媒体主管以及来自纽约的特许学校基金会主席，这些人此前并不知道我也会出席。只要我保证不泄露与会人员的名字，就可以参加研讨会。开幕晚宴上，我们在享用鲈鱼、草莓馅饼和续杯畅饮的同时，认识了晚宴的主持人：艾米·德罗（Ami Dror）曾经是以色列特勤局的特工，后来成为了教育企业家；艾雅娜·汤普森（Ayanna Thompson）是一位莎士比亚学者和英文教授。一些学员告诉我，他们认为研讨会可以帮他们拓展人脉，让自己听起来和看起来都像个领导。然而，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次经历的启发性远超想象。
晚宴后，研讨会正式开始，我们讨论了1647年英国内战时期发表的《人民协定》（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这部宣言探讨了英国宪法的本质，如是否应该实行普遍的男性选举权，还是仅由财产所有人来投票，以免人民崛起并“抢夺所有财产”。汤普森为我们指明了讨论的方向：这本宣言讨论了谁是社会的参与者，我们可以把这些讨论搬到21世纪的美国吗？我们被分为两组，准备就此展开辩论，她说“我们要做的是脱离上下文，就事论事。”我随着支持捍卫财产的学员来到隔壁房间，讨论反对扩大选民范围的论点。社交媒体高管指出，从理论上讲，民主可能是个好主意，但它可能不会带来最佳“结果”。我们组选派了一位来自美国孟菲斯（Memphis）的教育顾问代表发言。“人之法应该成为地之法。”她以一种沉稳冷静、令人信服的口气这样说道。我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为她强大的气场感到不舒服。就在这时，来自华盛顿特区的特许学校的倡议者、一位非裔美国女性插话说：“妈的闭嘴。”所有人都笑了。在汤普森的引领下，讨论回归了秩序。她解释说：“阿斯彭研究院之所以用一场辩论来开启研讨会，是希望告诉大家每件事都有多面性。”
我们是能够看到光明的天选之子，
还是仍在追赶阴影？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过了遍选集，疯狂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不平等？为什么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如此顽固？我们的世界怎么了？我们在这些文本中找答案。我们讨论了一段摘录的《共产主义宣言》，讲述了贪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投资经理说：“读了这些后我想到了亚马逊。”我们经常讨论到岌岌可危的政治状态：霍布斯说自然状态下的人生是“污秽、野蛮又短暂的”，一位特许学校基金会的主席将《利维坦》的愿景比作“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演说”。虽然阿斯彭要求我们将这些书与现实生活与世界联系起来，但阿斯彭泡沫意味着，现实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当然，我们在休息时间也会用手机看新闻，不过世界的苦难似乎永远不会打扰这里的阿尔卑斯田园诗。
我们第一次排练《安提戈涅》时，墙角放着一箱老道具，我们开始讨论改编方案。“如果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呢？”“如果安提戈涅是Siri呢？”“如果合唱团是脸书群组呢？”一位估值顾问抱怨道：“我不想让安提戈涅死。”大学校长说：“好吧，确实有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版本，结局是皆大欢喜的。”讨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试图使对话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不禁让我思考，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是否从根本上来讲，不过是有战略地、礼貌地组织语言。社交媒体高管说：“如果能有一段声明阐述咱们的理解就好了。”最终，孟菲斯的教育顾问建议我们将这部剧演绎成一场审判，一侧是安提戈涅，另一侧是克瑞翁。每个人都喜欢这种形式，我们不会照着剧本演，而是提取剧本的精华，将这部剧变为在法律与良知之间的仲裁（完整的法庭程序太复杂了）。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们便各自休息，几个小时后再次碰头，在充满阳光的露台上品尝葡萄酒。
据说研习这些著作后，我们将成长为被阿斯彭所崇敬的“价值驱动型”领袖。研讨会一般从早8时开到晚8时，不许逃课或窃窃私语，禁止在会场内使用手机。大家都一丝不苟，毕竟学费和食宿费高达1.135万美元。唯一能够使用手机的是一位单亲妈妈，也就是来自华盛顿的特许学校倡导者：她的儿子是一位体格高大的黑人少年，她总担心儿子能否平安到家。
我们反复谈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连研究所的餐厅都叫“柏拉图之家”。我们讨论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时，大学校长站了起来，画了一幅人类在洞穴里生活的画。这些人被火光投射到墙壁上的影子迷住了，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汤普森问：“这描述的是什么？”“假新闻。”大学校长回答称。只有开明的人才能逃脱并发现外面的世界。我们想了想自己的处境：“最佳、最聪颖”之类的词是在腐蚀还是巩固社会？我们是能够看到光明的天选之子，还是仍在追赶阴影？基金会主席说：“问题在于，阿斯彭让你觉得看到了光明。”“不，”一位前特种部队官员说，“那不过是高原反应而已。”
阿斯彭教学法理应让你感到不适。有人给我提过醒，研讨会在重塑你之前，先要击垮你。到了第三四天，人们的围墙开始坍塌了，有人落泪了。犹太姓氏的哥伦比亚肿瘤专家坦承，他和家人移居美国后，“感到很安全”。但是当特朗普称赞那些在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游行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时，她的妻子对他说：“我觉得让女儿跟你的姓是个错误。”说这话时，他哽咽了。我本想安慰他，告诉他我的家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却发现自己的视线也模糊了。
第四天，我们读了马丁·路德·金的《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他在文章中谴责了“好人令人吃惊的沉默”。有几个人默默流下了眼泪。德罗问道：“我们是温和派白人吗？”“是的。”一位来自纽约的白人女性回答说，她是全球教育界负责人。之后，来自孟菲斯的非裔美国教育顾问告诉我们，她在阿斯彭附近散步时，曾三次被陌生人拦下问话。一位来自纽约的白人女性金融分析师说，他们或许只是出于好奇，而且他们的问题也无伤大雅。大麻界高管也是一位白人女性，她向金融分析师说，从没有人以相同的方式把她拦下来问话。她又对黑人女性说：“你来这里承受的风险是我所没有承受过的。”金融分析师并不喜欢别人暗示她是种族主义者，气氛顿时冷了下来。投资经理转移话题说：“除了在明天推翻政府，我们有没有别的选择？”
这些行业大咖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他们预测的政治动荡的程度，令我感到惊讶。虽然保持现状对他们都有好处，但大部分人都对未来感到悲观，有些人甚至担心会爆发民众起义。首席医疗官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脱欧”和特朗普等“冲击”，反而让我们的社会“更有韧性”。来自孟菲斯的教育顾问承认，自己是一名“末日准备者”，提前为社会动荡做好准备工作。她警告称，届时会有暴力事件发生，她需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囤货。讨论过程中，我们的话题不断回到社会濒临崩溃的感觉。
当周早些时候，我们研读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时，还在探讨如何平息员工的叛变。然而没过几天，我们又在讨论是否该参加即将到来的革命。（革命会否到来并不是我们的争议焦点。）我问其他人他们到底要反抗什么？他们会站在谁那一边？但是时间不够了，之前的讨论太费时了。我们喝咖啡休息去了，工作人员涌进来清理盘子。
拐点将至？
精英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和恶性民族主义动摇了阿斯彭的信徒。世界政治议程不再由阿斯彭的毕业生制定。阿斯彭研究院联合创始人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曾说过，“就价值而言，柏拉图的真善美优于马基雅维利的财名权。”然而，被阿斯彭视为真善美的事物目前尚无制胜之处，研究院也不是毫无过错。在这里，名流与政商界人士随意交往，以至于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轻松完成他人的工作。阿斯彭思想节和TED演讲一样，将政策制定变为一种娱乐形式，最有真情实感的表演往往得到最热烈的追捧。如此说来，它们助推重塑了数字时代的名流政客。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斯彭研究院既是政治解药，也是政治毒药。虽然它尚未为民粹主义时代提出解决办法，但它无疑是民粹主义抬头的原因之一。
研究院常务副主席、小布什政府资深人士埃里克·莫特利（Eric Motley）向我诉说了他的困惑：“那些将要摧毁美国民主根基的领袖，我们怎么才能不受他们影响呢？”他继续说道，不过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研讨会将帮助人们应对这一“美国历史上的拐点”。
其他人则认为阿斯彭需要作出改变。2015年，阿斯彭的世界理念遭遇了最强有力的挑战。前阿斯彭学员、作家阿南德·格里哈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在研究所发表演讲，受到了广泛敌视，即便他在讲话前曾要求人们原谅。“简而言之，阿斯彭的共识是这样的：这个时代的胜利者必须受到挑战，才能越挫越勇。但阿斯彭从未提醒他们少作恶。”他说，“有时我会想自己在阿斯彭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是在用集体力量挑战权贵，还是让一个不公正、不妥当的体系更容易被人接受？”他说，后来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冲他走过来，“委婉地驳斥了”他的讲话。他将讲话的内容拓展为一本书《胜者通吃：改变世界的精英》（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于去年出版。“如果你是2019年聚集在山丘的少数商界精英，你很有可能在历史中站到了错误的一边。”他告诉我，“接受泡泡浴采访可不是民粹主义时代的出路。”他承认自己也是阿斯彭世界的产物，所以才如此关心它的未来。（其实我本人也是阿斯彭世界的一部分，我在思想节遇到了高中、大学和研究所同学，还看到一位前同事接受采访。我为《大西洋月刊》供稿，而《大西洋月刊》是思想节的主办方之一。）不过，阿斯彭研究院面临一个比格里哈拉达斯更加根本的威胁：精英继续与精英会面，但他们正逐渐变得无关紧要。
正义已死，
杀死它的正是阿斯彭
研讨会和思想节应该是互补的。“它们相互平衡，”艾萨克森告诉我，“既要有亲密的、修道院式的体验，也要有非常公开的体验，这两种经历都很重要。一个稳定的分子应该由两个原子构成。”不同于行政研讨会的是，思想节并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波特菲尔德和我一起散步的两天后，他又有了一个新伙伴：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作为神秘嘉宾来到小镇。这对所有人都是个惊喜，哪怕是组织者此前也并不知情。连续多年拒绝邀请后，扎克伯格的Facebook团队忽然打电话来，希望在阿斯彭与观众互动。主持互动的是曾为Facebook提供咨询服务的法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这场互动仅对少数新闻媒体开放，其他记者都被排除在外。研究院传播部门的副主任艾米·德马里亚（Amy DeMaria）一把抓住我，让我以受邀者的身份闯过安保进入会场。我这才看到桑斯坦轻声问扎克伯格，能否“简单说说”他为什么要呼吁政府监管，是什么“激励”他这样做。扎克伯格屏住呼吸，转身面向人群。他的嗓音低沉而疲惫，面无表情。他说，解决社交媒体加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非Facebook的特权，“这项工作超出我们的薪资等级了。”观众们忍俊不禁，鼓起掌来。
Facebook正与阿斯彭研究院合作调整阿斯彭教学法，“就传统领导力遭遇挑战集思广益。”参与者不再需要表演《安提戈涅》，不过就算他们需要表演，我怀疑他们不会像我们组那样高效，毕竟我们的组名是“九分钟安提戈涅”。我们将这场仲裁提炼为一系列问题：纪律比道德更重要吗？我们如何区分公正和不公正的法律？我们如何定义对与错？我们引用了选集中的内容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设置了法官，将专制统治者克瑞翁置于法律的一侧，将反叛者安提戈涅置于良知的一侧。但是，对于谁应该赢，我们却莫衷一是。少数人认同克瑞翁，有人说，安提戈涅行事自私，只想着自己。我们本计划让扮演法官的人经过深思熟虑，在演出现场告诉我们他的判决。这时，投资经理再次举手：“我只想说，我们整整一周都在谈论政府，最终却将决定权赋予了某个人。”
他是对的。我们竟然犯了这样一个难堪的错误，于是开始补救。决定权不再交给法官，而是交给人民。我们不会让安提戈涅像剧本里那样惨死，而是选择杀掉被我们命名为苏格拉底的法官。表演那天下午，我们来到大理石花园，树荫下还有家酒吧，于是排练过程中我们都手捧着葡萄酒和啤酒。主持人到了以后，示意我们该开始表演了。我们推选的旁白往前迈了一步说：“我们聚集在这里，在阳光的照耀下，在良知和法律之间做出抉择。我们的问题是：你想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随后，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分别做开庭陈述，我们再一个个阐述自己的观点。法官下达判决时，我们手持雨伞大步迈向他，不让他说话。在将他“杀死”的时候，我们敷衍地喊道：“我们选择民主！”大家鞠躬谢幕时，响起了甲壳虫乐队的《革命》。正义已死，杀死它的正是我们。我们成为了阿斯彭领袖。
本文作者琳达·金斯特勒是一位伯克利作家，受阿斯彭研究院之邀参加了一期行政研讨会。
（《1843》授权《欧洲时报》专版；原文来自经济学人副刊《1843》，作者：Linda Kinstler，译者：刘望山，授权发布。英文原文请见《1843》官网 www.1843magazine.com）
（编辑：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