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公羊队在机场清点装备准备启程。
【新民网・最新报道】潮水回涨的那刻，最后一名罹难者遗体出现在了搁浅的泰国军舰旁，徐立军相信，“冥冥之中，如有安排的话，这一定是同胞在呼唤我们，带他回家……”
图说：公羊队在事发海域开展水下搜寻。
这是普吉翻船事故后的第七天，常年深受阳光眷宠的皮皮岛，这一天阴云笼罩，隶属泰国军方的军舰载着来自中国民间救援组织公羊救援队总队长徐立军在内的11人，在这片海域找到了最后一名罹难者遗体。望着被打捞出海面的同胞遗体，徐立军潸然泪下，所有同胞，终于能“回家”了。
图说：公羊队在事发海域开展搜寻。
泰国当地时间7月5日，泰国普吉海域“凤凰”号和“艾莎公主”号遭遇特大暴雨，船只倾覆沉没，47名中国游客不幸遇难。彼时，尚在杭州当地参与消防演练的徐立军看到消息，与同事简单商量后，一行11人拉着设备，踏上了前往普吉的行程。距离事发30小时后，当地时间7月7日清晨，徐立军一行在中国大使馆的协调下，赶到已经戒严的查龙码头。远处的海面此刻已恢复平静，海平面下，47名同胞生死未卜，徐立军给自己与团队定下目标，必须找到每个人的下落，让他们有尊严地“回家”。
图说：罹难者遗体回到查龙码头踏上回国旅途。
徐立军告诉记者，事发后，整个救援行动由泰国军方主导，中方大使馆协调派出相应救援力量。到达现场后，他们被编入整个救援组，听从中泰两方调度，每天清晨6时出海，晚间6时回到岸上，12个小时不间断搜救。
图说：普吉沉船事故中，徐立军从最后一名罹难同胞身上发现的人民币，最终得以确认其身份。
接下去的四天时间里，泰国军方与中方救援队伍，从沉船区域打捞出8具同胞遗体，但截至当时，仍有13名同胞生死未卜。看着仍处失联的数据，徐立军倍感压力：这类事故中的罹难者遗体，留给搜救队的窗口期最多只有一周，遗体罹难48小时后会因浮肿而上浮，这样的状态最多只能再持续两三天，一旦皮脂脱落，遗体会再次下沉，找到的概率就更小了。
图说：在历年的救援行动中，队员们因陋就简，以地为床，以天为被的情况已是惯例。
伴随搜寻工作的进展，徐立军与所有参与救援的力量不得不扩大搜寻范围。七月的普吉海域，海况复杂，搜救中，徐立军一行不止一次面对四五米高的大浪。眼看搜寻窗口期即将结束，最后一名同胞始终不见下落。
徐立军回忆，当时根据洋流测绘的结果，自北向南指向沉船的珊瑚岛海域下游，口袋形状皮皮岛海域成为遗体最有可能漂流的区域。从7月10日下午开始，徐立军等搭乘泰方军舰，在皮皮岛海域的5个洋流汇聚点开展搜寻，在皮皮岛中部海域搜寻一天未果后，徐立军一行第二天赶往当地南部的小皮皮岛海域。
冥冥中似有天意，军舰在这一海域走走停停一天后，竟又回到了一早搜寻过的区域。当时正值退潮时分，军舰搁浅在此。徐立军回忆，发现搁浅后，泰方海军也很不好意思，他们马上联络增援来了一艘军舰，想把搁浅军舰拉出来。不料，赶来的军舰也搁浅了。海军只得呼叫第三艘体量更大的护卫舰，但由于退潮后这一区域水位降低，护卫舰根本开不到近海，只得停在外海等待涨潮。
就在那时，最后一名遇难者找到了。
徐立军告诉记者，当时舰上官兵透过望远镜远处疑似漂浮物，搜救人员听到消息都冲到船舷边。就在搜寻期间，退去的潮水慢慢重新涨起来，遗体出现在了搁浅的军舰旁。
“他自己，漂到了我们面前。”讲到这里，徐立军叹了一口气，眼神低垂，间隔许久后，用这样一句话描述当时的情况。在对遗体检查后，救援人员在这具遗体口袋里发现了1000多块钱人民币和事故沉船的船票，“直到这时，我们才最终确认，这就是我们的同胞。”
在徐立军看来，没有这种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找到最后一名同胞的遗体。带着遗体从皮皮岛返回查龙港的路上，碧蓝的海水从船头分开，又在船尾汇合。自船舷望去，海底的珊瑚礁隐约可见，几海里外的沙滩，一眼望去依旧柔软洁白。
而在45公里外的查龙码头，按照国人的风俗，在亲人逝世第七天，要为逝者守灵。7月11日，遇难者“头七”，从傍晚起，查龙码头，不断有华人志愿者自发前来悼念。几乎同时，45公里外的皮皮岛，最后一具普吉沉船同胞遗体终于被发现。回想那一刻，徐立军说，他们所有人，终于都能回家了。(新民网记者 戴天骄 首席记者 陈炅玮)
对话徐立军：做救援要克服的有很多，幸好有所有人的支持
在灾难面前，黄金救援的时间以秒计算，一秒之间，可能是生死之别。从浙江杭州到泰国普吉，三千余公里行程，一支来自中国的救援队一路走来，每一秒都是在与死神赛跑。本周，记者来到杭州，找到了从普吉沉船事故救援现场归来的中国民间救援组织公羊救援队总队长徐立军。
记者：中国到泰国普吉，间隔数几千公里，公羊队是如何到达当地的？
徐立军：可以说是生死时速，因为时间紧张，我们经过计算，选择最近的航班，7月6日当晚先飞泰国曼谷，再转机到普吉当地。在和有关部门报备启程赴泰国救援后，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在帮助我们。杭州海关协调机场、航空公司，7月6日深夜航班起飞那会，杭州正好是暴雨，但是知道我们要争分夺秒赶往当地，我们的航班只延迟了半个小时后，最先起飞。
记者：时间这么紧张，但我们知道出镜手续又很复杂，途中有遇到波折吗？
徐立军：其实中间很多瞬间真的特别感动，在曼谷办落地签的时候，因为航班在凌晨集中降落，窗口前办理落地签的队伍特别长。然后前面排队的中国游客看到我们的救援服，知道我们要去普吉救援，整个排队的队伍就自发往一侧让我们先走，那一刻真的特别感动。因为之前航班有延误，其实我们要转的航班已经准备起飞了，我们是前脚拿着刚刚加急办好的签证，后脚在转机通道关闭前最后一分钟飞奔进客舱，最后是在泰国当地7月7日凌晨5时多到达事发码头，用最快的速度加入到整个救援行动中。
回忆起普吉救援的每个瞬间，徐立军至今仍记忆尤新，这场千里之外的搜救行动，他们自已也数度与死神擦肩而过。而来自家人的支持，也让徐立军更坚定地投身到一线救援中，讲到这里时，徐立军第一次对面对镜头露出了笑容。
记者：这次的海难救援同过去的搜救行动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徐立军：最大的不同，应该说是，我们的队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工作环境。潜水队员要在完全陌生的海域，下潜到40米的极限深度。水深40多米的地方，能见度只有一米多，人呼一口气的耗氧量相当于陆地上的五口，氧气瓶里的氧气掉得非常快，一个人只能工作几分钟，一点操作上的错误都可能酿成体压紊乱。还有就是队员心理上的变化，我们都会避免正面和打捞队员说起遇难者本身，而是尽量把情感和工作隔开。但实际上，有时晚上回驻地后，有些打捞队员平时挺开朗的，那段时间表现得有些沉默，但大家都抱着把罹难同胞带回国的这个信念，这是最终支撑我们完成任务最重要的原因。
记者：对于您的选择，家人支持吗？
徐立军：像我们搞救援的，可能不是在救援一线，就是在准备去救援一线的路上，假如没有家人的支持，真的做不下去。可能这就是我们个人对于生命的一种敬畏吧，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挽救更多的生命。(新民网记者 戴天骄 首席记者 陈炅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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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救援队参与过的部分救援行动：
2009年12月27日，解救武义牛头山9名因暴雪迷路被困的驴友。
2011年8月，解救52名被困临海十八潭的上海驴友。
2013年4月，参与雅安地震救援。
2014年8月11日，参与鲁甸地震发生抗震救灾，调配人员和物资进入震区核心区域。
2015年4月，首次执行跨境救援，前往地震的尼泊尔参加对中国公民和当地受灾居民的救援。
2015年10月，参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白沙瓦地震救援，冒着枪林弹雨在当地搭建临时医疗点，对受伤民众展开救治。
2016年4月，参与厄瓜多尔地震灾区救援。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陈炅玮 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