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7月11日电 据《欧洲时报报道,卜松山(Karl-Heinz Pohl),著名汉学家。1945年出生于德国萨尔路易(马克思父亲的出生地),先后求学于德国汉堡大学、波恩大学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攻汉学、日本学、艺术史等专业。1987年至1992年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哲学教授,1992年至2011年执教于德国特里尔大学(特里尔是马克思的出生地)汉学系,曾任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2002年起任特里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与特里尔欧亚协会主席。

与中国文化结缘40多年,卜松山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深深认同中国文化的欧洲汉学家之一。他也一直身体力行,为推动中德和中西相互理解作出努力。

因为禅宗走近中国文化

今年72岁的卜松山与中国结缘是在中学时代。“我不知从哪儿得到了一本Alan Watts(美国禅宗佛教研究者)的The Way of Zen,我开始对禅宗感兴趣。直到现在,禅宗对我的吸引一直未减。”卜松山说。

当时,他还接触到了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的德文译本,“这本书非常成功地介绍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而且描述了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和处事哲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西德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中国也远离德国普通人的视线,“现在德国中学的教科书里会涉及到中国,但我们那时几乎没有,我读到那两本书只是课余阅读兴趣。”

这种机缘巧合改变了卜松山的人生轨迹。1970年他从地球物理专业转到汉学,尽管当时老师告诉他,学习汉学以后不一定找得到工作。除了中学时被中国文化吸引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让他选择汉学,“我曾在近东和北非地区旅游过半年,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欧洲以外活生生的文化。这使我想了解其它文化的愿望更加强烈,所以我转了文科,选择了中国文化。”卜松山说。那时中国还处于十年动乱中,德国左翼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多幻想,但让卜松山着迷的是中国更悠久的传统。

在汉堡大学,他的三位老师都是中国人——刘茂才、关愚谦和赵荣朗。关愚谦70年代初辗转来到汉堡,当时在西德的中国人还很少,关愚谦就带学生们到中国海船上讲中国话以练习口语。

刘茂才主要研究唐史,他对卜松山影响很大,“我跟他学习唐诗。后来研究中国诗歌和文艺理论,以及翻译陶渊明的诗歌,都是受到他影响。”

卜松山很尊重这三位中国的汉学老师,与关愚谦到现在还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2014年我在上海拜访了关先生和他太太。刘茂才、赵荣朗两位老师可惜现在都过世了。”

读书期间,他曾于1975年去中国台湾辅仁大学的汉语研究所学习汉语。尽管中国和西德在1972年建交,但那时西德人到中国大陆依然困难,“所以我就和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去台湾学习中文。”卜松山说。

从台湾回德国后,卜松山到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乔伟成为他的老师。二战以后在德国各大学中的中国教授仅有4人。

受儒释道影响的卜松山

最初卜松山被禅宗吸引是因为他的天主教背景,他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禅宗里的冥想、顿悟和天主教有相通之处。”

卜松山喜欢禅宗的思想和实践,可后来他发现,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跟别人的关系。儒学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很重要。”卜松山说。

按照西方汉学习惯,研究者都有中国化的名字,“卜松山”这个名字和儒家有关。最初,他的老师为他取名“布佳音”,卜松山后来自己取名’卜松山’。取姓为“卜”,意思有三:孔子的学生里有卜商(字子夏);中国的卜卦是最古老的卜辞文化;另外他德文名字发音与“卜”的发音相似。松树是“岁寒三友”之一,很中国的符号。“山”是因为他喜欢孔子的话“仁者乐水,智者乐山”,这样有了“卜松山”。

卜松山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郑板桥,这一时期随着中国自身开放和中德关系发展,西德人去中国大陆更容易。1981年卜松山到南京大学交换,期间探访了郑板桥的出生地扬州和他后来任职的潍坊。他还去了孔子的出生地曲阜,拜祭孔庙,登泰山。“‘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高远望让人性得以舒张、个性得以弘扬。”卜松山说。他还去了曲阜师院,“学校很热情,请我喝白酒,我自以为酒量大,但禁不住’车轮战’,最后大醉倒地,出大丑了!学汉学,必须理解中国礼仪、习俗,不能只是纸上谈兵。”

在卜松山看来“中国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做人的道理,儒家也强调和平而非冲突,对现在的世界有启示意义。”卜松山对儒家的研究在西方影响较大,为西方理解儒家起到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他也喜欢庄子,“庄子是相对主义者,他提醒读者,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都有主体性。”

在卜松山的体验中,儒释道和天主教信仰共存,“我一直是天主教徒,但我的思想中包括儒释道。中国文化传统里,儒、道、佛不冲突,而是互补融合。这是我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收获。”他最喜欢的中国文人是苏东坡,因为在苏东坡的生活里,儒释道相融合。

德国汉学从古代转向现代

20世纪80年代,卜松山完成博士学业。同一阶段,中国与联邦德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1984年10月成立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更是成为了两国合作的成功范例。伴随着双边关系的变化,德国汉学界对中国的兴趣也开始从古代转向现代。

这一时期,卜松山在波恩大学的老师乔伟在特里尔大学成立了一个以现代中国为主的汉学系,这后来成为卜松山工作近二十年的地方,1992年他来到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任教。

但当时学生不信任卜松山教授现代中国的能力。“我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收到聘任书,但学生们认为,我会只搞古代中国的东西,给我写信,建议我不要接受这个职位,这使我非常苦恼。”卜松山说。所以他试图跟学生解释,“我虽然更喜欢古代的东西,但也认为现代很重要。”后来学生没有再继续反对,“我想他们是接受了我的看法,或许他们学会欣赏我的观点”。

在特里尔大学近二十年来,除了研究中国文化、组织汉学系教学,卜松山也积极维持乔伟与中国大学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并参与推动与中国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

乔伟在80年代建立起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与武汉大学的姐妹学校关系,1993年卜松山第一次到武汉,此后几乎每年都要来武汉。他惊讶于20多年到武汉的发展,“1993年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但现在近十座”。在卜松山看来,武汉惊人的发展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缩影,“中国这二三十年的巨变在世界历史上都很独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改变很多人的命运,让他们摆脱贫困,活得有尊严,这很了不起。”

两国还有更大合作空间

在卜松山任教于德国汉学系的30年中,学习汉学的德国人人数起起伏伏,但他认为,总体而言,德国人对中国文化不太感兴趣,这和德国人对中国存在误解有关。尽管汉学家在改善中德和中西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还远远不够。

“中国形象在德国一些媒体的报道中被‘倾斜’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德国并不是以完整的形式被认知的。”卜松山说。在他看来,德国媒体报道几乎只把焦点限制在几个关乎政治的方面,比如人权问题、法制问题,“德国人看不到十四亿中国人的情况,整个中国被缩减到这几个方面”。同时,德国是经济强国,而中国被当成德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来看待。“这就导致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不多。”卜松山说。

他自己一直在努力矫正这种倾斜的图像,使其回归到中国真正的形象上来,“即使只有一点点的改变,我也绝不放弃”。

卜松山认为,德国汉学家在促进德中相互理解方面做的不够,与他本人观点相似的德国汉学家不少,但他们难以找到倾听对象。

与此同时,卜松山也很关注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在他看来,这能为汉学家的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德国当代政治家很多都是中国的推崇者,刚刚过世的施密特崇尚中国儒家传统,是中德关系德支持者,与中国前领导人有很好的私人友谊。默克尔总理也很重视中国的发展和两国关系。”卜松山说。

但在具体问题上,卜松山认为两国还有更大的合作空间。“现在两国人申请对方国家的签证依然不太容易。中国领事馆知道我是中国的朋友,如果双方进一步简化签证申请流程,会给两国人带来很多便利,更加密切的人文交流也对两国关系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