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创办村治学院，梁漱溟认为没有王怡柯是办不起来的。
▲1911年，从顺天中学高等学堂毕业的梁漱溟。
后者北京法政学堂毕业，是彭禹廷的同学和盟兄弟，曾在河南长期担任中学教员，是他首先提出在河南搞这所学校的，王认为河南乃四战之地，南方革命军往北，奉军往南，陕西岳维峻往东，都要经过这里，老百姓受不了。全省各地地主为保卫自己的财产，也为保卫自己的家乡，组织红枪会。红枪会是一个有迷信色彩的组织，必须要开明的知识分子来领导这支农村自卫力量。王怡柯说这话的时候是1929年，他还少说了冯玉祥的东征和直鲁联军从东向西打，更别说次年的中原大战了。清末河南匪患尚在可控制范围内，但匪势的蔓延却已不可阻拦，《内阁官报》上经常能看到御史们的神预言：“河南盗风增剧将酿巨乱。”豫西的陕州、洛宁，豫南的宝丰、叶县和邓州，因每天都有十几起抢劫案，当地官府不得不在午后即关闭城门以防匪入。
20世纪前后，河南土匪的变化是一种质变。人员上，此前作案的多是以失业游民组成的小股土匪，且多在较小范围内活动，时散时聚，还没有形成大的声势。此后连有产业的富户，甚至秀才、洋学生也不得不入名盗籍，以求保全身家，于是匪伙众多成群，肆如流寇。装备上，此前多是以刀为利器在黑夜抢劫乡村，进入20世纪后发展到多备有快枪利炮，公然在白天穿军装、吹洋号大肆抢掠城市。有道是“清晨骑马打南衙，大爷背着马丽霞”，抗拒官军都成了家常便饭，一镇总兵都未必打得过豫西的土匪。
清帝逊位民国肇建，新的社会秩序却没有重构，新旧各路军阀，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轮番肆虐河南。为了逐鹿中原，敌对各方竞相封官许愿，拉拢各色绿林土匪，以扩充实力，置对方于死地，起码也让你后防不稳，疲于奔命。好不容易打累了，大帅司令们歇会了，为巩固防地，防止这帮家伙被敌方所用，便加以收编，为己所用。1925年有人出版了一本《中国盗匪研究》，统计当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土匪状况，山东的土匪人数为18300人，千人以上的股匪数为3股；而河南竟达51100人，千人以上的股匪数为23股，远超山东。而同期河南人自己的统计，则认为大小共有二百多股，人数达十六七万。
土匪的构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趋复杂，囊括了社会的各色人等，除为数至多的破产农民外，还有游民、散兵溃勇、吏役和大量工人，特别是矿工，也有城乡地主和失意军官；有十多岁的少年，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包括妇女。当时的河南社会，不仅阶级矛盾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社会异常混乱，内卷化严重，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情绪在激化中爆发。反正活不下去，反正看不到希望，不是闹革命，就是等而下之为匪徒。梁漱溟说王怡柯的想法最好，能解决河南的土匪问题，开明的知识分子来领导农村的自卫力量，以防劣绅领导，甚至是邪教组织控制。但实际上，我们从王奇生先生等学者的研究中，就能看出整个民国时代，劣绅淘汰良绅才是常态。梁漱溟自己就说了：“彭（禹廷）先生主张地方革命，站在贫雇农立场，得罪了豪绅，所以被害。”
▲彭禹廷
民国时代，地方豪绅把持着地方上的政权、兵权、财权、族权，相对流官的县长和县党部主任，前者才是县里的真正执政者。民团大多由乡绅大户把持，他们不仅欺压良善，而且多与匪勾结，互通声气。梁漱溟和王怡柯幻想让“良绅”驱逐劣绅，既是与虎谋皮，更是不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胡思乱想。所以说，改良改良，越改越凉，要解决土匪问题，只有大破大立，唯革命一条路可破，涤荡旧社会的一切丑恶，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建国初期，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形势那么严峻，但我们的党和政府，横下心来，发动人民群众，共同大剿匪，很短时间就根治了几千年来的土匪问题。以河南，特别是匪患最猖獗的豫西为例，从1949年7月陕州（今河南陕县）会议作出部署开始，到12月上旬，也就半年时间，原有近2万名土匪， 除少数潜逃在外，其余均被消灭。共歼灭匪70余股， 计19783人。河南的经验就是剿匪与反霸相结合，彻底打掉土豪劣绅，把以封建保甲制度与封建宗族势力为一体的基层政治统治者撵出历史舞台。对此，美国学者杜赞奇指出,：正是通过清理这类“赢利型经纪人”，CP才终止了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完成了民国政府所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任务。最后说句：真心希望以后，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里，少吹些土匪、乡贤，他们才是民国土匪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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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北朝论坛，作者 : 党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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