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少时曾从师学剑,武艺超群。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施琅投奔郑成功,由于他才干超群,很快便成为郑成功最得力的将领。

施琅是忠臣还是叛将

    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历史观问题,即如何看待施琅背郑降清一事。

    有人说,施琅是明之贰臣而非英雄,两度降清,反复无常。就当时情势论,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国正统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于文化上是弃夏归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统之叛臣,施琅与郑氏恩怨不能成为其降清托词。施琅气节既亏,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绩,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若施琅是英雄,那么那些没有降清的人,以身殉国的人,又该是什么呢?

    但是,又有人说,施琅虽然是明之贰臣,气节有亏,但也谈不上不光彩。看待问题不能那么死板。“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极端道德主义,也是方法论上的粗暴简单化。实事求是地说,施琅不会因收复台湾的功业而成为道德上的圣贤,也不应因降清的品格污点,而动摇其国家功臣的地位。

    另外,明清其实都是中原。满汉之争跟历史上的“中原逐鹿”一样,是权力之争,文化的意义倒在其次,这在后来的有关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众所周知,孔子的理想是王道和礼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社会秩序代政府秩序,以文化组织代政治组织。由于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近代国家概念,那么强调突出文化的边界意义是自然的、必要的。各部族之间的征战自然会产生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它的历史意义是不朽的,其精神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但是,作为居于主干地位的汉族,在处理这些历史人物时显然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谨慎;具体到在面对施琅这个个案的时候,显然更应该把版图、利益这样的概念放在思考的首位。

    也有人说,如果郑成功是忠臣,那么施琅也是。郑成功是忠臣,并不是指他“反清复明”的政治生涯和军事活动,而是指他把荷兰殖民主义者驱逐出台湾,使台湾回到我们中国人民的怀抱。

    但是,在对待台湾的问题上,施琅比郑成功还要高出一筹,更有远见。郑成功收复台湾,保卫台湾,旨在以台湾为据点开展“反清复明”斗争。而施琅收复、平定台湾的一开始,就对台湾与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把平定台湾,实现大清王朝的统一,与国计民生、国家边境安危联系起采。也就是说,施琅平定台湾、收复台湾是为了靖海安边济民。

    另外,施琅在平定台湾后,对郑成功后裔及其部将的处理,也显示了他不同凡响的政治家风度和气魄。施琅的父亲和弟弟都是被郑成功杀死的。可是,施琅在率兵攻下澎湖后,有人劝他:“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何不急扑灭以雪前冤?”施琅回答:“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有。”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保证:“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主料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

    入台后,他果不食言,没有杀郑家一人。还前往郑成功庙告祭,言词恳切,令人感动。其实,施琅并没有忘记郑成功的杀父杀弟之仇。但是,在公与私的问题上,施琅能顾全大局,大公无私,不计前嫌,不记私仇,胸怀坦荡,宽宏大量,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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