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来米编译】法新社报道，权威的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数据显示，打“零工”（mini-jobe）的平困劳工是德国遭受疫情冲击最大，付出代价也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在正常的时候，这类半工性质的工作合同就非常不稳定，去年因为疫情引发危机，整个德国更是失去了超过87万这种“零工”工作岗位，使得“零工”岗位数量达到2004年以来最低程度。
没有失业金
住在德国西南辛根市（Singen）的妇女Viola Auer从前是开校车的司机，是“零工”。这类“零工”每月的工资限定为450欧元。疫情冲击下，Viola Auer去年秋天失去了这份工作。因为“零工”合同不缴纳社会分摊金，所以Viola Auer没有资格领失业补助：“谁关心我们这些德国的贫困劳工？”
47岁的她有两个孩子，只能靠邻居的帮助和少得可怜的一点残疾人补贴过活。她说自己努力支撑，希望能找到另一个“零工”岗位。
餐营业和旅馆业收到防疫限制的影响最大。67岁的厨师Matthias Eichner住在东部萨克森州的格尔利茨市（Görlitz），餐馆关门后他的女老板还是给了他每个月5小时的工作，避免解雇他。他工作了47年，被迫接受这个合同：“到这岁数，我当然愿意平平静静地打理自己的小花园，但退休金只有1000欧元，我就得接受这个半工工作。”
为什么德国失业率低？
研究显示，做类“零工”的60%是妇女，四分之一是60岁以上的老人，91%的人没有高等学历。
这类工作合同最早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2003年时任社民党籍总理施罗德实施劳动市场灵活性改革后，“零工”数量大幅增加：从2003年到2019年，这类就业岗位增加了43%，涉及760万劳工（德国总共的劳动年龄人口是4200万）。
法新社报道称，德国失业率低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存在大量这种“零工”合同。数据显示，2005年4月，德国的失业率还在11.5%的高位，到新冠危机爆发前失业率只有5%左右。到了今年1月，尽管疫情持续了将近一年，德国失业率仍只有6%。
德国社会的“定时炸弹”
但是，也有很多人批评这类“零工”岗位给德国社会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因为签“零工”的劳工退休后的退休金非常少。Matthias Eichner愤怒地说：“应该制定一个最低退休金的标准，让退休人员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德国经济社会学研究所（WSI）的Karin Schulze Buschoff说，“中长期看，这类工作岗位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因为缴纳的分摊金太少，“签这类合同的劳工退休的时候会陷入贫困。”她呼吁通过改革，比如将这类工作合同的工资上限降得更低，使之完全失去吸引力。
相反，接近雇主协会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Holger Schäfer则认为应该取消这类合同的工作时间上限：“如果工作时间更长，工作就会更为稳定。”
左派社民党改革促进了“零工”合同的大幅增加。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成了社民党的道德负担，某些社民党成员承认社民党有过错，发誓要“改善”。绿党希望在9月立法选举后能参与政府，也表示要对“零工”合同做出改进。
激进左派左翼党（Die Linke）则主张彻底取消这种类型的就业合同：“在疫情危机前我们就很清楚，‘零工’的工作条件非常悲惨，靠‘零工’的工资没法过活；而疫情更突显了这些劳工缺乏保障。”
（编辑：夏雨）